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伤病员，于一九三二年底又组织起了一支部队——红二十五军。
反动派再不吹嘘“大别山区的红军肃清了”，又急忙调兵遣将，向我发动了新的围攻。一九三三年三月，敌十五军马鸿逵部马腾蛟旅，由新集向郭家河进攻。红二十五军两个师勇猛出击，激战三小时，全歼敌人两个团；三月中旬九龙缠顶一仗，又歼灭万耀煌十三师一个团。群众看到我军接连打了胜仗，都高兴地说：“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一度被敌人摧毁的鄂东根据地，又逐渐恢复起来。到一九三三年四月，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但是七里坪一仗，却遭到了严重损失。
七里坪是黄安北乡的一个重镇，也是敌人安在根据地中心的一个坚固的据点。敌十三师长期驻守在此。领导上想用围困的办法，把敌人逼走，或调出据点歼灭之。这个意图没能实现。敌人一方面困守工事，以武力保持着与黄安、汉口的交通运输，一方面派部队前来增援。虽然，我七十四师于古风岭、凤白山一带击溃了敌八十九师的几次增援，但没有将其全歼。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我们长期围困七里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逼不走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军大部队集结作战，不但没有油盐蔬菜，连饭都吃不饱。粮食，要到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搞。像老鹰打食一样，搞多多吃，搞少少吃，搞不着就不吃。有的部队只得吃野菜，吃树叶，吃草根，使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得不放弃了七里坪的围困战。
部队从七里坪撤下来，还没得到休整，敌人便调集了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八师，又向潢川等地发动“围剿”。反动派以为受到创伤的红军已经筋疲力尽，不堪一击了。但他们想错了。受挫，只能使我们得到教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不会因为一次失利的战斗垮下去的。七十四师的主力主动向临牌石敌人一个团展开了攻势。经五次冲锋，全歼敌人一个团，俘虏副团长以下六百余名，缴获迫击炮三门。敌人的团长也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我军转移到莲花沿、李家湾一带后，敌十三师、八十师、四十四师、五十八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七十五师、三十师、三十一师等部近十个师的兵力，又分路向我合击。我军为避免与敌决战，即向皖西转移。八月中旬，敌七师、十二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调集就绪后，向我皖西进攻。我军转战两个多月，虽然打了几仗，终因敌人兵力强大，无法粉碎敌人的进攻。九月初，在桃树岭一带顽强抗击了十三天后，为了不再与敌人拚消耗，省委决定部队又向鄂东转移。
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军长吴焕先同志领队前行，我因有病躺在担架上，随同后方勤杂人员走在全军最后。天下着大雨，道路十分泥泞。拂晓走到黄土岗公路附近，和敌三十一师碰上了。由于情况突然，我和吴焕先同志失掉了联络。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连，其他全部是非战斗人员。天已经快亮了，行李担子一大串，冲过去已不可能，只好退到旁边的一座山上。 因为这山上有个“齐天大圣”的庙宇，所以附近的老百姓都叫它“猴子山”。上山后，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我们，约一个旅围攻上来。我下了担架，一面叫特务连连长指挥全连守住一个山头，一面叫号兵吹调动号。估计，这一突然的遭遇，一定还有没过去的部队。
军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山下答号了。原来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不敢盲动。我们集合了半天，一共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也冲不过公路去。唯一的办法是转回皖西去。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找些秋南瓜充饥。在西河，我们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整编了两个多连队。这样，一共有了九个战斗连队。在红旗山、丁家埠会合了皖西道委领导下的八十二师后，为了统一皖西的部队指挥，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将红二十五军的一部分改编为八十四师，原皖西的八十二师仍保留其原番号。于是，红二十八军的番号，再次在皖西恢复起来。
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然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根据地，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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