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三天，被冲散了的人员陆续集合起来。但是敌人仍在后边尾追。为了摆脱敌人，我们行军的速度加快了，每天都要走百、八十里。
那一带的山虽不高，却很陡，峭壁像是刀砍的。漫山的茶树、松树、柏树，茂密遮天；一条条细水，像无数条血管，潺潺地流在山间。山中没有路，到处杂草拦腰，碎石遍地，只有在我们走过之后，才能从茂密的草丛中踏出一条曲折的小路来。山区的天气更是变化无常，有时烈日当头，顷刻间又是倾盆大雨。晚上在山上露营，又常被野虫、蚊子扰得不能入睡。这偏僻的山区里，很少有人家，也弄不到粮食，部队只好采些野菜、野果充饥。有时采不到野菜、野果，就紧紧裤带坚持着。只有偶尔在离县城不远的山区，我们才能用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饱餐两顿。
越走困难越多。尤其严重的是不仅军团部没有找到，红二军团在哪里也打听不清楚。没有通信器材，甚至日常行军所需的指北针、普通的地图也没有。大家看着那盘亘无尽的群山，心中多么焦灼呀!
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小市镇，决定住在一个小学校里。郭鹏团长刚走进屋子，便高兴地喊叫起来：
“老彭!地图!”
“在哪儿？在哪儿?”彭东财政委一听，高兴地跑进了屋子。我听说有地图也跑了进去。屋里陈设简陋，三张桌子，几条凳子，墙上贴着几张标语，还有一张孙中山的挂像，看样是个教员办公室。团长、政委和两个小通信员，正围着挂在孙中山先生像下的一张旧得发黄了的中国全图，在仔细察看。
“欧阳参谋，你看看离江西有多远？”两个小鬼看不懂，拉着我问。当我指给他们看了之后，他们又问：“哎!欧阳参谋，你找找贺龙总指挥在哪儿?”小鬼这一问，可把我问住了。虽然有个地图，但无从知道贺龙总指挥的准确位置，到哪里去找呢？这几天，每个同志都为这事操心。团长、政委更是急，今天又像往常一样，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背着手，在小屋里踱来踱去地兜圈子。
“欧阳参谋，你找张纸，把贵州、四川、湖南、江西这一带描下来。”团长一边踱着步子，一边对我说。
我找了半天，才在破纸堆里找到一张一面已经写满了字一面空白的废纸。旁边还有半页旧报纸，拿起来一看，是石阡县的，上面写着什么“共匪”、“匪部”的，叫人实在气愤。我把这张旧报纸连同那张废纸一起拿了回来。
“政委，你看，敌人在报纸上骂我们。”我气呼呼地把那半张旧报纸递给了政委。彭政委接过报纸，铺在桌上仔细地看着。可是，他不但不像我那样气愤，而且像是看到什么好消息一样，脸上竟露出了笑容。我正奇怪，他忽然用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高兴地喊道： “有了!找到了!”
团长被他这一喊也有点发愣，问道：
“找到什么了?”
“看！贺总的位置在报纸上。”团长听政委这一说，就跑到桌子前去看。我更摸不着头脑，放下还没有描好的图纸也走了过去。彭政委指着报纸上几个宋体字，我一眼便看到，写的是：
“贺龙匪部在沿河、印江一带骚扰，向西南方向蠢动……”
“看，什么‘匪部’、‘骚扰’，全是骂我们，真他妈混蛋。”我的气又来了。
“那些字眼不必去管它。”彭政委不慌地说，“重要的是敌人告诉了我们贺总的活动地区。快找沿河、印江在什么地方。”
“这得谢谢敌人哪，这张旧报纸功劳不小哩!”团长转身对大家说。
于是我们又回到地图跟前。
也不知道是由于太兴奋，还是因为别的，越急越找产到，我刚擦了擦眼睛，团长便大声喊道：“在这！在这！他的两个手指岔开，分别指着贵州东北角的沿河、印江，等大家看清以后，他才松了手。他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要我赶快描下来。接着，团长和政委便对当前和下一步可能遇到的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再不用几天就能赶到印江附近，如果贺总向南来，就能与我们会合上，如果他们往北走，我们也能够赶上他们。根据敌人报纸上的情况看，军团部显然已经拉在后面。这样，即便会合不到二军团，也能和随后赶上来的我们军团部会合上。因此，决定继续朝东北方向走，并决定倘若都遇不上，就派人两下联系，或者找地方休整。
第二天，部队按着拟定的计划又继续前进了!
大约又走了一个多星期，便来到印江县附近。可是仍没见到二军团的影子。这怎么办呢? 我们决定到印江县附近的苗王山去休整一下。
我们走到苗王山半腰，忽然听到后山上传来了“哒得得得……”的号音。仔细一听，原来是我们四十九团在调号问话。部队一下子欢腾了。我又高兴又惊异：四十九团自从在甘溪被冲散后，由李达参谋长带领去找二军团，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是不是他们已找到了二军团? 已经见到了贺总呢?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司号员，要他马上吹号问问。大概由于兴奋的缘故吧，他的号音又脆又高，一问一答，特别亲切。
我听了司号员汇报的情况后，又对他说：“小鬼，吹号问问四十九团找到二军团了没有?” 这下可把司号员难住了。他眨了眨眼，对我说：“不行啊，这几句话我们号谱上没有。”小鬼正说着，忽然看到一支部队从山脚下朝山上走来。他们手里都拿着帽子、手巾，不停地挥舞着、喊叫着。我们的部队也立刻欢呼着向山下奔去。
前边过来的部队打扮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有的背着斗笠，有的身上还捆个红带子，也有一些人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不用问我就看出是我们的同行，也是搞侦察工作的。我一面向山下走去，一面端详，可就是一个熟悉的人也没有。“四十九团侦察排的人我认识很多，为什么现在一个熟人也没有呢?”我正疑惑，一个小伙子朝我喊着“辛苦啦!”一下抱住了我的腰。他那热情劲，使人感到非常亲切。我俩像老战友重逢一样，你抱我，我搂你，高兴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你们是……”
“二军团侦察连的!”
“这下可好啦，总算找到你们了!”
我们互相拥抱着、谈论着，高兴得不知怎么好。
不一会，四十九团的人也上来了，部队越来越多，把我们团的人都给围住了。欢呼声、口号声震撼了山谷，一个个手舞足蹈，如醉似狂。
正热闹时，四十九团侦察排的一个同志又跑过来把我们俩紧紧地抱祝三个人像是用胶粘上了，谁也不愿意放开。我们一面抱着，跳着，一面问四十九团侦察排的那个同志：
“看见贺龙总指挥了吗?”
“看见了……”
“他好吗?”
“好!好!看! 那不是来了。”他指着让我看。人群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按着他的肩膀蹦了几蹦，才看见几位首长朝这边走来，其中有一个是李达参谋长，但就不知道哪位是贺龙总指挥。正在这时，前面的人欢呼起来了，并自动地让开了路，但又互相拥挤着。我顾不了许多，挤到前排，手拉着二军团侦察连的同志，让他告诉我哪一位是贺龙总指挥。
“在前面那一位……看，招手的就是。”他指给我看。这下我可看清了：他身材魁梧，穿着短衫，戴着礼帽。看他这装束，一点也不像我们过去想象中的大革命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领导、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禁不住大喊了一声：“贺老总！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对劲，这样叫首长合适吗？正在这时，贺龙总指挥走了过来，慈祥地对我们笑着说：“同志们辛苦啦!”这亲切异常的声音，使我一时答不出话来。我感到没有什么话语能够表达出我此时的心情，眼眶里差点滴出泪水来。
贺总和我们五十团的同志一一地握了手。他看大家有点注意他的装束,便打趣地说:“怎么!我这身打扮不像当兵的吗?啊!”
这次巧遇，曾使我想了很久：怎么贺龙总指挥他们会到这地方来呢?以后我才听说，自从四十九团与二军团会合后，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我们行动的消息，因此迎着我们找来。
大约过了两三天，六军团首长也带着主力与二军团会合了。为了庆祝这次的大会师，我们在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南腰界开了庆祝大会。以后，我们两个军团便并肩战斗，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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