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南宁时，党决定加强右江的工作领导。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先派雷经天等同志到右江去，建立党的右江特委，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和开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机关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右江沿岸各县都有群众的武装斗争，与韦拔群同志领导的群众武装斗争呼应起来，声势更大。
在李明瑞、俞作柏逃往左江后，邓小平等同志先两天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来到田东。从此我们党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
我们到达田东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二十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同志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你就是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提议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小平同志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时已是十月了。
小平同志首先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小平同志），会上决定了几件事：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是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是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根据党委的决定，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部队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严办了一向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为大家所痛恨的梁营长(即先派驻百色的第三营)，这一工作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启发了士兵的政治觉悟，因而革命积极性也增强了。
部队整顿之后，便分散到各地帮助群众打地主恶霸，收缴其武装，没收其财产，发给群众。在部队和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的群众革命运动便大大地开展起来。群众政治觉悟提高了，更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部队便迅速地扩大了。革命烈火燃烧着左、右江地区，声威震动了全省各地。左、右江是僮族人民占多数的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而韦拔群同志则是右江地区出色的群众领袖，他领导着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集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同志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我们还缺乏革命的斗争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政权掌握在谁手里就为谁服务的道理，理解不够，因而，当我们控制了旧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以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敲榨、勒索；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以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许多地主武装都跑到山里和我们对峙，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净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时，我们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除了一部分敌人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一枪一弹。这一仗，我们俘虏了一千多人，缴了七百多支枪。地主恶霸的这着棋输了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便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
过了几天，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造根据地，创造红军，并颁给右江地区部队的番号为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四十天的准备，就可以就绪，那时便立即宣布起义。
小平同志当即召开了党委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决定加紧准备，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小平同志便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了。后来，俞作豫同志领导的第五大队，在红七军成立之后，于一九三○年三月，也在龙州宣布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何世昌同志为政委。那时，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经过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营垒，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革命的战士。红八军成立后，有力地策应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但不久就遭到李宗仁的进攻，终于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基础较差，招致了严重的失败。红八军最后剩下的几百人，由李明瑞、袁振武等同志率领，转战到右江，与红七军会合，并加入了红七军。
在小平同志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的地方武装编成的，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后来改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同时扩大教导大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这时，部队成份也较前大有变化，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就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这天，在右江地区的百色宣布起义，正式成立，同时在田东宣布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每人一套新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个个精神抖擞。同时，上自军长，下至每个战士，都领到了同样的薪饷。
这一天，右江各县城乡，都热烈庆祝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前委派我到田东去参加当地的庆祝大会。天气特别晴朗，田东万人空巷，都聚集到镇北的广场上来。红军战士们威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农民们敲锣打鼓，妇女和小孩穿红着绿，从百十里外赶来，广场上挨挨挤挤站了足足五万多人，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庆祝会开过后，就在广场上进行了各种文艺活动，演戏、唱民歌等等。这一带农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曾经饱受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摧残的农民们，当着他们自己的政府和红七军成立的时候，怎不欢欣鼓舞呢。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招待到会的五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
下午，我们乘着一艘挂满镰刀斧头红旗的汽船回百色时，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着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同志也不断地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这时，晴空万里，阳光耀眼，红旗招展如画，许多同志在此情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大家一致地说：“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我们的力量，巩固我们的胜利，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红七军能够这样迅速、顺利地建立与发展，首先是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和党员们团结一致、艰苦努力的工作。我们部队里的党员，虽然有些是外省来的，有些是广西地方上来的，还有大部分是在部队中新发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团结，革命热情很高，都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们都是红七军的政治骨干，也是红七军能够发展和巩固的有力保证。
其次，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把旧军队转变为新型的革命军队，必须提高广大战士的革命觉悟。而反动军官正是压制民主、阻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一种恶势力，是改造旧军队中的绊脚石。广大士兵群众对反动军官虐待他们非常痛恨，我们如果不搬掉这块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就不可能更好地联系群众，甚至会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我们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众的拥护。因此，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就成了改造旧军队的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抓紧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因而就教育了群众，争取了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
我们又通过党的活动，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因而能由上而下地采取命令方式，使撤换、调配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又由下而上地取得了群众的支持，这两者一结合，我们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部队也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这就促使部队内部更加团结一致。
此外，我们依靠地方党并与当地的革命群众结合，也是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并使红七军得到巩固、发展的重要原因。总之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革命群众、依靠革命政权，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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