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于南昌起义早已做出了正确的历史评价，并且规定了以南昌起义的光荣日子——“八一”作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论著已经正确地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加以理论的概括，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的高度水平。
恰如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有关的军事结论一样，是对于南昌起义最好的历史总结。
南昌起义以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若干严重的不利于革命的变化。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处在一个强烈的动荡和变化的过程中，但是它仍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当时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国内反动派，正在进行新的勾结，他们正在向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进行最残酷的进攻。在北伐战争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武汉群众正举行庆祝大会的时候，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就大量增兵到中国。英国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的炮舰和鱼雷艇等二十七艘，已经绕道上海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并且炮击南京，干涉革命。当时国内新旧军阀也已经进一步勾结起来。
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市民大会，抗议英舰炮击南京，竟然遭到四川军阀刘湘的大屠杀。事后据刘湘军部传出的消息，这个大屠杀就是蒋介石指使的。当时的情况充分表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对外受帝国主义的操纵，没有民族独立，对内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没有民主权利，处于这样的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只有坚决地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且要紧紧地掌握武装力量，不让反革命抢劫革命的果实。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这正是从实际斗争的无数经验中得出的不可更易的结论。在南昌起义以前，中国革命的工农群众就已经起来，普遍地要求掌握武装。他们跑到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去要枪要手榴弹，自动地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他们懂得：在那样残暴的敌人面前，离开了武装，就不可能有人民的民主权利；自己如果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
我们党在当时已经逐渐地认识到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虽然这种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比起前一时期却有了显著的进步。以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的叶挺部队为例，这支部队由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所组成，最初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一个独立团的编制，后来扩充成为第二十五师。在北伐战争中，这支部队一直是打先锋的。首先打进了湖南，击败了敌人；接着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直下武昌城，所向皆捷，因而才使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我们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上和在政治工作上都发挥了积极的先锋的作用。当孙中山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改组了国民党以后，在伟大苏联的帮助和我党积极的推动下，很快就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创办了黄埔军校，而我们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都担负了繁重的任务。一九二五年的二月和十月，广东的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事变等战役，共产党人出力最多，终于打垮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的叛乱，巩固了当时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接着，我们党推动和支持国民党发动了北伐，并且在北伐进军过程中，我们党的各省组织，特别是两湖和江西等地的党组织，动员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支援北伐战争，配合北伐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无论在军队中或是在地方上，由于我们全体同志不顾一切牺牲，英勇奋斗，前仆后继，因此只半年左右的时间，北伐军就由珠江流域打到了长江流域，进入河南，取得节节胜利。全国人民都以为这次大革命的完全胜利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客观形势却向着一般人估计的反面发展。
由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阶级特性，他们同我们党的合作一开始就准备了分裂，他们包藏祸心，阴险毒辣，而我们当时缺乏经验，上了一个大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伐初期势力不大，羽毛未丰，处处要求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军队中他们要求我们去做政治工作，在战场上要我们冲锋陷阵；在地方上要依靠我们同工农群众的亲密联系，要人力，要粮饷，要情况，要办法。总而言之，要我们替他们去拚死命，替他们去打天下，等到自己羽翼丰满、势力雄厚的时候，就一脚踢开我们，并且想一下子就把我们斩尽杀绝。”伐后期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因为看到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他们的势力强大了，于是就背叛革命，取封建军阀的地位而代之，张开血口，实行“反共”，要想把工农群众永远践踏在他们的脚底下，好让他们为所欲为地实行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坚决地掌握党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坚决地发动群众，武装工农，消灭封建，挖掉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根，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能够这样做。尽管有许多同志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也不能普遍实行。整个说来，当时我们的党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支配之下。这个路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变成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枷锁。他根本不敢胜利，也不懂得怎样去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巩固革命的胜利。他看到工农群众一起来就害怕了，怕“破坏”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他不懂得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只有工农群众真正得到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有了强大的力量，资产阶级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即使他们企图破坏，我们也才能够粉碎他们的阴谋。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出卖了革命 。他只叫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为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去卖命，去当“苦力”，替资产阶级打天下，而不叫工人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工人农民起来了，他却不许要政权，不许要武装，不许要土地，不许触动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根子。这样他就抹煞了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破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同盟军的关系，维护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使党和工人阶级以及一切劳动人民完全陷于被动的和毫无权力的地位。广大农民当时都要求向豪绅地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分配土地，陈独秀却竭力反对，并且污蔑农民运动。对于工农群众自动武装的要求，陈独秀更是反对，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必然断送中国的革命。
毫无疑问，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正符合于当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符合于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反革命势力就利用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错误，猖狂地向革命势力步步进攻。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蒋介石下令解散南昌市党部，十七日又命令杨虎指使青红帮流氓，到处进行反革命活动，包围攻击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接着派兵占领了这两个机关。四月六日蒋介石、汪精卫等举行秘密会议，商定要使共产党停止一切活动。四月十二日就开始了上海的大屠杀，蒋介石完全公开地叛变了革命。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调遣皖北的军队威胁武汉。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大量屠杀工农，这就是“马日事变”。虽然在夏斗寅叛军攻到武昌附近的时候，叶挺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曾给予叛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这并不能扭转当时急剧恶化的形势。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也公开宣布背叛革命，开始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面对当时的严重形势，我们许多同志决心要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这个决定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个起义，正如后来举行的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的，乃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当时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在九江的由叶挺同志率领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有驻在南浔路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的二十五师；还有由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新从鄂东开到九江，这支部队在北伐期间树立了卓越的功绩。在南昌方面有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在武汉方面有卢德铭等同志领导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还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完全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当时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却比较空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正在庐山，他所属的第三军和第九军分别驻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敌军只有朱培德的一个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的两个团、第九军的两个团和第六军的一个团，加上机关人员，总兵力约一万余人。我们估计起义可以成功，行动的计划就决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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