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元化领导与精兵简政
鉴于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局面，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一切服从战争需要，党中央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决定”)，决定在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确定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选派领导能力强的同志担任书记，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
1943年3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光同志调回延安学习，黎玉同志任副政委。从此，在山东建立了统一的军事领导中心，解决了武装部队统一指挥问题。
8月，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同志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军区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实践证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于指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开展对敌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必要的，是一项十分成功的政策。
与此同时，各战略区、地区的领导班子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根据山东分局的决定，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兼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原书记霍士廉同志改任副书记，王建安同志调任鲁中军区司令员。同时，调整了各地委、专署、军分区的领导。泰山区由林乎加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沂蒙区由军分区的政委王一平同志兼任地委书记，原书记王涛改任副书记；泰南区则由地委书记董琰同志兼任军分区政委。各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也大多分别兼任了县大队的政委、大队长。
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后，区党委和军区机关住在一起，实行了彻底的“精兵简政”。在此之前鲁中区曾进行过两次“精兵简政”。第一次是1942年8月，主要是安排一批老弱病残人员退伍回家，部队干部下放基层，机关人员精减三分之二以上，初步改变了机构不适应斗争形势的状况。同年11月份，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合并了一些性质相近的部门。这第三次精简整编，主要是解决以主力部队地方化为重点的统一军事领导问题，机关人员精简约三分之二，使机关更精干、更灵便，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和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也大大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
（二）五年工作总结
为战胜困难，争取形势好转，总结经验教训，并为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又称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或高干会议）作准备，山东分局于1943年初安排各区党委着手总结抗战5年工作。
鲁中区党委在罗舜初同志主持下，于4月上旬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全面分析、总结鲁中区抗战5年来的工作和经验教训，作了《鲁中五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和《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我主持了《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的调查、汇总和起草工作。
《五年组织工作总结》回顾了鲁中区党组织5年来发展壮大的历程，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党的工作任务。鲁中区党组织发展是比较早的，在抗战前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尤以沂水、莱芜两县党的力量较强。抗战爆发后，山东党组织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各地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多支抗日武装，党的组织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特别是1938年5月，党中央派郭洪涛及一批党政军干部抵达鲁中，传达中央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在鲁中创建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此，省委加强了对鲁中党组织的领导和建设，从部队抽调干部到地方工作，相继建立了鲁东南特委、淄博特委、泰山特委和10多个县委，形成了一整套党的组织领导体系。从1939年初到1941年上半年，是鲁中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
1939年，根据党中央“大力发展党”的指示精神和山东分局的决定，鲁中各地委、县委加强发展党的工作，举办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训练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年底，鲁中区约有党员1.5万人左右，有些县80％以上村庄有了党的组织。但也有少数地方存在单纯追求发展数字，忽视党员成份和素质，审查不够严格的现象。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纯洁党的组织，党中央于8月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山东分局也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倾向，严格入党手续，防止拉夫式的发展，要在巩固现有党组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发展新党员。分局书记朱瑞1940年6月提出“一面巩固，一面扩大”的方针。
根据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各地在总结党的工作基础上，进行了党的组织整顿。特别是1940年鲁中区党委正式成立后，统一了鲁中地区党的组织领导系统，更加注意了对党组织的整顿和党员素质的提高。普遍以党小组、上党课、办训练班、进党校等多种方式，组织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进行党的纲领、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提高党员党性和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望。对一些不够条件的党员，主要是加强教育，由不合格转为合格党员，或者成立同情小组；对那些地富阶级异己分子则清除出党。通过党的审查巩固工作，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战斗力更强。在1941年、1942年的反“扫荡”、反“蚕食”、反“自首”的严酷斗争中，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坚持了鲁中抗战。
5年来，鲁中地区党组织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已经建立起拥有50多万人口，1500多个村庄，15个县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建立了一支可观的人民抗日武装，主力部队已有6个团达8000余人，地方部队有15个县大队（独立营）、82个区中队共4000余人，民兵亦达2.5万多人；鲁中根据地牵制和吸引了大量日伪军，为山东抗战做出了贡献。同时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对鲁中根据地的多次进攻，团结了广大群众，改善了群众生活。
总结还指出了鲁中工作仍存有不少问题，对敌斗争态势的不利局面还没有得到扭转。要求全区党员、干部振作精神，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把鲁中的抗日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争取新的胜利。
这次区党委扩大的总结工作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也是鲁中党组织经过斗争实践后在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5月至7月，山东分局召开了分局扩大会议，分局委员、各区党委书记和军政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总结了各战略区的发展与领导问题，统一了意见与认识；第二阶段传达、讨论了北方局的指示，研究与总结了山东建军、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等问题，提高了认识并拟定了以后的工作任务。会上，肖华传达了北方局对山东工作的指示，朱瑞作了《山东五年工作总结》的报告，肖华还作了《小部队的建设问题的报告》。
鲁中区罗舜初、霍士廉、刘莱夫同志参加了会议。罗舜初、霍士廉汇报了鲁中5年工作的成绩与失误，刘莱夫就泰山区的工作作了补充发言。朱瑞、黎玉同志对鲁中的工作当场发表了意见，充分肯定了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如在战略上未能更好地掌握与巩固有利于坚持斗争的山区，对形势认识不够，存有太平麻痹思想等，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纠正。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争取山东抗战形势的好转和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与巩固，都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文化运动
自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以来，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生活也有了较大改善，要求民主建政，提高文化水平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根据上级指示和群众的愿望，区党委利用沂蒙根据地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机，决定开展群众性的民主文化运动，结合开展整支工作，解决在反“扫荡”中暴露的问题，加强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
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影响很大，尤其在广大农村是相当顽固的，我们有些干部也沽染了旧习气，作风不民主，脱离群众。特别是村干部，因为直接与群众打交道，其作风更容易在群众中造成重大影响。广大群众在党的教育下，民主意识有了提高，要求民主选举村长，这是思想进步的一种表现。因此，开展民主文化运动，对于保护群众的既得利益，进一步调动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巩固根据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摸索经验，使民主文化运动健康有序的开展，区党委确定在沂南长山区进行试点，派出以宣传科长张格心为团长的整支工作团进驻长山区开展工作。工作团既受区党委领导，也受沂南县委的领导。
工作团进村后，根据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传达了区党委的指示，讲明开展民主文化运动的意义，批评了某些干部作风不民主，脱离群众的现象。接着又发动群众揭露某些干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改进工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坏分子看到有机可乘，想把村干部和抗战团体的积极分子赶下台，企图取而代之，提出了“大换班”的口号。部分群众因平时与一些干部有矛盾，也随声附和了这种主张，而我们的有些同志未能识破这是反动地主、富农分子的阴谋，没有及时制止，因而造成村干部思想混乱。区党委发现这情况后，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夺权，必须加以制止。区党委认为，长山区的村干部基本是好的，对党是忠诚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可以改正的。因此，区党委指示工作团迅速采取保护干部的措施，既指出一些干部存在的问题，又充分肯定他们的成绩和优点。长山区的村干部、民兵在反“扫荡”中斗争坚决，打游击十分活跃，为保护群众利益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区党委的支持下，我们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腰杆硬了，说话也理直气壮了，他们说：“不要只看我们的作风有不民主的现象，到敌人打来的时候，还要看看我们是怎样与敌人斗争的！”
经过民主文化运动，我们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有了很大提高，除了极个别素质太差、群众极为反感的基层干部被撤换外，绝大多数干部通过自我批评，取得了群众的谅解。而且，由于区党委旗帜鲜明地制止了“大换班”的口号，保护了好的干部，教育了有缺点的干部，粉碎了反动地主、富农分子的夺权阴谋，对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好的作用。
随着沂蒙中心区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在部分同志和群众中又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在“双减”运动中，许多群众对过去地主、富农分子剥削农民、污辱农民妻女的罪恶十分气愤，有的群众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进而对有的地主在“双减”中主动减租减息认为是麻痹群众的手段；对“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吸收开明士绅和地主参政不满意；对我们给一些烈军属地主以优待、保护政策不理解要求对所有地主一律批斗，否则就是“右倾”,“不支持群众的要求”。这种说法得到了一部分区、县干部和工作团的同志的支持，甚至地委的个别领导同志也支持，有的提得相当尖锐。
在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我和区党委的几位负责同志慎重地研究了一些同志提出的意见，认为，群众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革命的热情是好的，但这种不加区别的“一刀切”的做法不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应该制止，如果蔓延开来，其后果将是危险的。我举了几个例子，如沂南县的地主刘子通，过去也有过剥削农民的劣迹，他赞成抗日，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成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参议员，在“双减”运动中主动提出减租减息，在敌人大“扫荡”中未做坏事，为什么非斗不可呢？再如沂水垛庄的刘家，是大地主，但他家的人在二三十年代就有参加共产党的，而且做过党的领导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家有好几个人参加了抗战，有的成了负责干部，刘家在“双减”中不但主动减租减息，还主动拆掉了他家建筑坚固的八卦宅，全家搬进山里，以防日本侵略军利用他家的房子安设据点。像这样的地主，也一定要批斗吗？如果是地主就要斗，那地主还有敢接近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吗？还敢进步吗？这不是把这些人推到敌人那边去，壮大敌人的力量，削弱我们的力量吗？我们经过反复的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了那些持“左”的思想倾向的同志，采取了对地主区别对待的政策，没有造成大的不好的影响。
记得还有一件事，沂东县一个村有几户农民，在“双减”以后，自动组织了一个公社，不要每家每户的家庭了，大人、孩子分别集中居住，一起吃大锅饭，一起劳动。当时区党委调研室有的同志对此事大加赞扬，认为这是“新生事物”，是一个“方向”，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提议大力宣扬一番，促进产生更多的这样的“公社”。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宜提倡，这些群众只是基于一时的热情，不能持久的，要引导他们组织生产，可以搞互助组，互相提供帮助，不一定非连家庭也不要了。经过我们的耐心说服，这几户农民才停止了他们的做法。
现在看起来，当时我们这样处理是正确的，因为即便是现在，这种做法也不能提倡。
情况往往是复杂的，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43年我和原山东军区锄奸部部长杜明同志路过沂南长山区的横河村，因为杜认识村里的一户姓李的地主，便邀着我一起在李家吃了一顿午饭（习称“打尖”)，当时我也没意识到会有什么问题。
不料，我们走了以后，这个姓李的地主就到处宣扬“杜部长和高部长在我家吃饭了”，借机恐吓村民村干。那里的基层党员、干部不明真相，情绪受到影响，些工作也开展不起来了。这时，长山区委组织委员李开禄同志急冲冲地找到我说：“你们跑到地主家吃饭，村干有意见，叫我们怎么工作？”
我叫他慢慢地说。他便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我一听是这么回事，便笑着解释说：“我并不认识这个地主，是杜部长认识他，顺便在他家吃了顿饭。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抗战时期，地主也是要团结的，能够争取他支持抗战不也是好事么？因此，当杜部长说要到他家‘打尖’时，我也就同意了，这里面没有别的意思。他借此事兴风作浪是恶毒的，只不过是打着旗号吓唬别人罢了。你们回去要批评他，工作该怎么做怎么做，不要有顾虑。需要的话，我可以亲自去向支部的同志说清楚。”
开禄同志听我讲完，气也消了，对我说：“有你这个意见就好了，工作我们来做，你不要去了。”
回去后，开禄同志立即向村支部的同志说明了我的意见，批评了那个地主，在村里工作的同志情绪更高了。通过这几件事，我深深地感到，一个领导者，对任何事情都要保持头脑冷静，简单化或者仅凭一时的热情，往往不能把事情办好。就拿如何掌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来说吧，既要充分发动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战，既要反“右”，又要防“左”。有时候，“左”的东西更容易迷惑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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