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错综复杂的三角斗争形势下建立抗日根据地，需要有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作支柱。1939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在路北活动，开到诸日胶地区，打了几个胜仗，而且纪律也好，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曾一度成功地争取了一些国民党实力派。特别是同国民党胶县县长兼保安第七旅二团团长徐明山一起建立了诸（城）胶（县）抗日联军指挥部，第二支队支队长刘涌任指挥，徐明山任副指挥，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还控制了一个出海口，收的税款不仅解决了二支队的经费问题，而且对特委也提供了帮助。就是这么大一点的部队，后来被调到沂蒙反“扫荡”去了，使路北工作失去了主力部队的支持，而二支队到沂蒙在反“扫荡”中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后来九支队到了路北，大家都很高兴，群众也是欢迎的，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抗日有希望了。而九支队在路北闹了一阵子走了，路北只剩下我们的特务营，很难开展工作。国民党顽固派便趁机增兵抢占路北，争夺诸日莒山区。如果当时几个部队留在路北坚持斗争，下决心开辟这地区的工作，我看形势会好一些，不致于退出路北。
其次是缺乏群众基础。我们虽然组织了一些抗日团体，发展了一些党员，但没有开展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以利益，群众没有真正发动组织起来，基层组织很薄弱。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群众只认为我们机关和军队纪律好，不扰民，不害民，但没有觉悟到我们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建立的日照、莒县两个县政权时间短，也缺乏群众基础，缺乏军队保护，政权难以存在。群众受“万仙会”的挑拨造谣，加上我们有些做法不妥，所以不少群众对我们持观望态度，甚至有些群众对我们不满，仇视和反对我党我军。本来，我们在鲁东南地区曾以抗日旗帜鲜明、群众纪律严明而深得群众拥护，因为群众从我们与国民党军队的对比中已经对我党我军寄予很大希望。记得1938年底，我和几个同志到诸城泊里检查工作，行程200多里，路经诸（城）日（照）边会门区，群众听是八路军来了，便开门相迎，热情接待。但后来九支队一来，强行起枪派款，打人骂人，不听地委建议，违犯政策，破坏了群众纪律，群众看法变了，不拥护我们而倾向“万仙会”了，这是我们一大失策。
关于“肃托”错案。1939年夏，诸城县委报告说，臧丙兮和毛利因到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加革命工作，请示如何安排。特委获信后，便要诸城县委把他们送特委分配工作。臧丙兮在诸城教育界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许多人都说他是共产党。日军入侵山东后，他先到徐州，徐州失守后又到高密、潍县等地，参加过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活动。臧丙兮与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程照轩是曲阜二师的同学，程照轩在学校是党支部书记。程照轩同志曾讲过，臧丙兮是个托（托洛茨基）派，并来信要我们逮捕他。那时，山东的党组织因受中央社会部康生等人的影响，对“托派”非常注意，惟恐“托派”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有些部队和地方已经开始了“肃托”。减和毛来要求参加工作，正是在日军对鲁中山区第一次大“扫荡”的前夕，由于我们对“托派”问题十分小心，又听程照轩说臧是托派，认为：他这个托派分子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敌人“扫荡”的前夕来参加工作，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就把他逮捕起来。特委社会部的同志在审讯他时采用了刑讯逼供的方法，臧丙兮承认他是诸城托派的县委书记，与他同来的毛利因是宣传部长，并供称：诸城的乔志（当时任特委农救会会长）、周建桥（当时任日照独立营政委）、刘力（当时任诸城县委宣传部长）等也是托派。因当时敌人对鲁中山区发动大“扫荡”，形势很紧张，我们就把臧、毛二人在送山东分局保卫部的途中处决了。乔志送山东分局经审讯也处决了。“扫荡”过后，又重新处理了这个案子，先后株连了20多人，周建桥等几人逃走了。
不久，中央及山东分局就纠正湖西肃托错案一事向全党发出了指示，此事对我们震动很大，我觉察到，鲁东南的这“肃托”案也是错误的。因这些同志大部分是诸城人，也使诸城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虽已时隔50多年，但每每想起此事，心中仍十分难过和不安。深究错误的发生，固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由于领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幼稚，对除奸工作逼、供、信的错误及其后果缺乏应有的认识。这一错案终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于1979年全部平反，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于我的工作调动，由鲁东南调任鲁中区做宣传工作，我并无什么意见，认为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直到1943年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鲁中区党委书记罗舜初同志向我转达了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意见：“1940年冬免去高克亭同志五地委书记的职务是不对的，轻信了片面的反映。”这不仅使我很受感动，而且也充分体现了领导同志实是求是、自我批评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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