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浙江省政协常委、原杭州师范学院院长原浙江大学副校长黄书孟教授
出身于革命家庭 成长于红色环境
1942年6月28日，黄书孟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县鹁鸽楼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
1931年3月，黄书孟的家乡莱芜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小组，共4名党员，他的父亲黄仲华就是第三个党员。1931年底，成立中共莱芜县委，黄仲华被选为第一届县委委员，并担任第一任县委组织部长。莱芜县第一个党小组是在鹁鸽楼村成立的；县委成立会是在鹁鸽楼村南云台山上的和尚洞里召开的；本村的许多优秀农民加入了党组织；黄书孟家的成年人都是党员；县委书记刘仲莹是本村人（是黄家的隔壁邻居）；县委起初就设在本村，许多重要活动和会议都是在这个村和黄书孟家里进行的——所以，国民党当局称这个村为“小苏区”、“匪区”。
当1942年黄书孟哇哇落地时，山东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而以他的家乡莱芜县为中心的泰山区（鲁中区）抗日根据地，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颇具战略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黄书孟出生的这一年，他父亲正在山东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莒县担任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大队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我华东野战军粉碎向山东革命根据地重点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的重要一战即莱芜战役就是在黄书孟的老家莱芜县进行的——当时，他家里就住了许多解放军战士。所以，每当听到《红日》电影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时，黄书孟就会情不自禁的大叫：“听，谁不说俺家乡好？这唱的就是我的老家莱芜！”莱芜战役时，黄书孟加入了村里的儿童团，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站岗、放哨、查路条。对这一段经历，黄书孟颇为自豪，有时会调侃说：“说不定哪天中央来个文件，我还能弄个离休干干。”
莱芜战役结束后，黄书孟家的大门上挂着“烈属光荣”、“军属光荣”两块大匾。
黄书孟长到12岁时离开老家——12年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里，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产生了重要影响，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恩戴德和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
杭城求学
黄书孟的父母1949年随大军南下浙江，先到金华，后到宁波，1953年调到杭州，1954年就把黄书孟从老家接来杭州读书。因家住北山街（先住34号后住84号），就就近到当时的杭州西湖区中心小学（原址在现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对面靠近湖边的秋瑾祠堂里，现已拆除）读书。
在进入该小学的插班考试中，有一件事使黄书孟终身难忘。采访时，黄书孟对我说：“试卷中，有一道题是用‘邂逅’造句。我在山东读到小学四上年级，但没有学过造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造句，也根本不认识‘邂逅’这两个字。怎么办呢？那就向老师说明一下吧。于是，我就在‘邂逅’后边写道：老师，你叫我用‘邂逅’造句，我没有学过，我不会。你说怎么？老师批完卷子后对我说，黄书孟，你很会动脑子，你很调皮，你就插班到四年级读书吧。我就这样顺利完成了转学。”
黄书孟从山沟沟里来到大城市杭州，一切都是新鲜的，但一切也是陌生的，杭州话一句也听不懂，连话都不敢说，最怕同学叫他“山东侉子”。好在他遇到了一位叫王玲玲的好老师——王老师像个大姐姐一样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使他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不久，黄书孟担任了班里的小组长和少年队的小队长。到1956年小学毕业前，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小学毕业后，黄书孟被保送到杭州第十二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一读就是六年。刚入学时，班里只有他一个团员。初一下时，黄书孟已介绍了几个同学入团，班里成立了团支部，他就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从初一到高三担任了六年团支部书记）。初三时，黄书孟被选为学校团委宣传委员，负责学校共青团的宣传工作。黄书孟回忆说，当时团委的宣传工作有两大块很硬的任务，一块是校广播站的工作，一块是学校的黑板报。这两项工作都需要约稿、改稿、定稿，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尤其他觉得自己是个初中生，还要审改高中生的文章，感到很为难。他从初三到高三，共搞了四年的宣传工作，出了无数期的黑板报。黄书孟说，学校黑板报共由10块大黑板组成，每两周更新一次。从确定每期内容到约稿、改稿，再到抄写、插图，时间十分紧张，工作大都是利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来完成的。
黄书孟说，办黑板报，责任重大，很辛苦，但也极大地锻炼了自己，其乐无穷，受益至今。他至今还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也许永远不会忘怀：一是，有一期黑板报是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心得体会。十块黑板报都抄完了，他左看右看，总感到总标题太平淡无奇，可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题目来。最后，他大胆地用“毛主席著作是知识的海洋——真理的殿堂”作为本期的通栏大标题，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今天看来，这个标题可能再普通不过了，可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却不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了。就连黄书孟本人今天说起来，也是喜形于色、手舞足蹈的！二是，黄书孟自己写了一篇题目叫“搏斗”的稿子上了学校的黑板报，主要讲学生寝室里（他自己是住校生）臭虫成灾，传染疾病，危害健康；妨碍睡眠，影响学习……每天夜里学生都要挑灯夜战，和臭虫进行搏斗——文中还配有一幅很大的插图：电灯下，几个学生赤着膊在拍打臭虫，双手沾满鲜血，身上有一块一块鲜红的血迹。黑板报是星期天出的，星期一上午第一节上课前，校医务室的负责人就来教室找黄书孟，说这篇文章影响很不好，快换下来。黄书孟不同意。第二节下课时校领导找了来，他还是不同意撤换。结果呢？结果是学校接受批评，用开水烫和撒六六粉的办法，杀灭了学生寝室的臭虫，为同学们争取到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去年（已事隔47年），一位老同学见到黄书孟还问：“黄书孟，你还记得你的‘搏斗’吗？”
在杭十二中读书的六年中，黄书孟年年被评为校三好学生、两次被评为校共青团员标兵、两次被评为杭州市级三好学生。他对杭十二中的何志庆老师、方慧英老师、金秀奇老师、王祖勲等老师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之情。黄书孟后来那么钟情于教师这个职业，和这些老师言传身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黄书孟的理想，是要子承父业。所以，他1962年高中毕业高考时，主动放弃了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机会，自行参加高考，而填报的志愿全都是政治理论、法律一类的专业。结果，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杭州大学政治系学习。在杭大学习四年，一切都顺顺当当。可就在毕业前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黄书孟的父母都成了走资派，双双关进牛棚；他本人未能如期在暑期毕业，留校参加一年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67年下半年才分配工作；没有按原分配方案去北京中央一个重要部门工作，反而南下到了浙江衢县。到衢县报到时，由于毕业鉴定上有“黄书孟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结论（他参加的是保守组织，被定为保皇派），就被分配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大洲公社初中教书。大洲公社地处偏远山区，不通公交车；大洲初中坐落在离大洲镇三公里远的一个叫童村山背的山岗上，操场上有时会有狼群出没。但黄书孟这时想什么呢？他想，我已经25岁了，我已读了17年的书，现在终于自己养活自己了，终于可以为党和国家效力了。想到这里，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浑身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在学校，黄书孟教政治、历史、语文、音乐、体育五门课。学生大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和黄书孟很投缘，相处融洽，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逢年过节，大洲中学毕业的学生中有的会带着土特产来杭州看望黄书孟；在杭州工作的大洲学生，时不时也会和老师相聚一次；而黄书孟每次出差衢县，也必定把旧时的学生召集到一起，交流思想，畅叙友谊；有的学生碰到什么大事、难事，也会来信来电商讨。
黄书孟在大洲中学工作期间，自始至终住在12平方米的一间集体宿舍里（寝室兼办公室），一般每周回衢化家中一次。这五、六年间，他没有打过一次扑克，没有走过一盘象棋，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每天学生放学后和晚上，他全部时间用来读书：他读完了从杭州带来的所有马列著作，读完了学校图书馆的全部人文社科书籍，《毛泽东选集》通读了两遍，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和写了一些体会文章。这在当时，只是一种信念和爱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1978年会恢复研究生招生，帮了他考研的大忙。
黄书孟的爱人在衢县浙江衢州化工厂工作。1971年底，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带两个儿子和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他爱人的身上。1974年暑期，经组织批准，黄书孟从大洲中学调到衢州化工厂子弟中学教政治，并担任政治教研组组长。
1978年，国家恢复了已经被取消了十二年之久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研究生招生。1978年1月，第一次发通知时，黄书孟超过年龄规定两年，没资格报名；到同年4月发第二次通知时，年龄放宽两年，他符合报考条件。但到底要不要报考研究生，他却犹豫不决：一是已大学毕业十二年，学业已有所荒废，尤其是学了十年的俄语，连字母也背不出来了；二是已经三十七周岁了，两个儿子都已上小学，难道让家庭的重担再次落到爱人一个人头上？三是这一年，他爱人被厂里推荐到浙江大学读书，是自己去读研究生，还是让爱人去读大学？最后，还是他爱人拍板，一锤定音：“保证你，我放弃，你报名考！”于是他就报了名，并以初试第一、复试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原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研究生。讲到这件事，黄书孟说：“这是我的夫人、老领导的英明决策，才使我抓住了这一次机遇，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作者不解，问为什么把夫人称作老领导？黄书孟说：“我爱人穆桂珍，山东肥城人，他父亲也是南下干部，我们是老乡。她早我两年来杭州进入西湖区中心小学读书，我插班正好插在她这个班里。她是我们班的班长，我是小组长，她是少先队大队长，我是小队长，她几十年前就是我的上级，难道不是老领导？”作者听了这番话，哑然失笑。
大学毕业教了十二年书之后再去读书当学生，黄书孟思绪万千，夜不能寐，心里什么味道都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他的眼泪涮涮地流了下来。但毕竟到了小四十的年纪，理解能力是强了，可记忆力大不如前，尤其是学习外语，困难很大。他夜以继日地苦读，每天晚上都要12点以后才上床睡觉。三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981年11月，黄书孟如期拿到了研究生毕业证书。到这时，黄书孟度过了他整整20年的学生生涯：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研究生3年；其中17年学是在天堂杭州上的。
周而复始：浙大——杭师院——浙医大——新浙大
黄书孟对自己的工作分配定了三条原则：一、离开浙大；二、不去杭大；三、找一所高校教专业课——当老师！从大洲中学调衢化中学时，有领导希望他去机关，他不去；这次研究生毕业，是十五年来第一批研究生分配，研究生在当时是稀罕物，是抢手货，而且当时各级党政机关正缺人。但黄书孟认为，他这个人没什么长处，只适合于当教师；他不怕燃尽自己，不怕烛炬成灰。黄书孟在浙大读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方向是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在杭州的所有高校中，除了浙大、杭大有政治专业外，只有杭州师范学院有政治专业。尽管当时的杭师院只有几座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散落在一片稻田之中，办学条件远不能和浙大、杭大等高校相比，但他和爱人几经商量后，义无返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杭师院。
1982年2月28日，刚迈进不惑之年门槛的黄书孟准时到杭师院报到，被分配到政史系教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概论两门课。
在杭师院，黄书孟先在政史系当教师，任83级班主任；1984年5月入党，同年6月被任命为教务处副处长；1986年12月，被任命为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主管学生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1991年1月被任命为院长、党委副书记，全面主持学校行政工作。在杭师院短短的8年时间里，黄书孟从一名教员到院长——这么频繁的职务变动，他心里明白：组织上对自己是高度信任的，期望是高的，肩上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他感到了莫大的压力。黄书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但感到了压力，而且能把压力变成动力，进而变成全院师生员工的动力。经过充分的全面的调查研究之后，黄书孟在1991年年底召开的学院第二次教职工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明确方向，励精图治，为创一流师院而努力奋斗》的院长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创建全国一流师院的明确目标，并在全院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争创全国一流师院”的大讨论活动。随后，以争创全国一流师院大讨论为轴心，连续几年安排了“管理年”、“基本建设年”、“落实服务年”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专项活动，把大讨论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各项工作，制订了学院争创全国一流师院的总体目标和长远规划，为学院的发展设计了一幅美好的蓝图。经过几年努力，学院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采访中，黄书孟老院长几次提到，他个人内心的想法是：杭师院用八到十年左右的时间进入全国一流师院的行列，这是第一步计划；第二步，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由师范学院变成师范大学！这就是黄书孟对杭师院的梦想和期望！他为什么再三讲“要终老杭师院”？因为他坚信，这个目标是可以指年而待的，他愿意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自己的一切——他要在杭师院亲眼看到美好的蓝图变成客观的现实！
1996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调黄书孟到浙江医科大学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对此，黄书孟说：“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早就下定决心，我要在杭师院干一辈子，要终老杭师院，直到去龙驹坞报到。听到这个消息，我懵了，哭了，我割舍不下我工作了15年的杭师院！我割舍不下接纳了我、培养了我、锻炼了我、提拔重用了我的杭师院！我割舍不下和我同呼吸共命运的杭师院那批情深谊厚的兄弟姐妹们！在宣布调动的会上我发言时控制不住自己，流下了眼泪，台下也有很多同志流了眼泪。”当我问黄老师对自己在杭师院15年的评价时，黄老师说：“个人能力是有限的，个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成绩不敢说，有也是大家的。我可以说的是我的工作态度，八个字：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还有，我永远铭记和感谢我在杭师院的一大批同志、同事和朋友，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我一事无成！”
1996年11月6日上午，当时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国富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到浙江医科大学宣布了对黄书孟的任命。
从杭师院到浙医大，对于黄书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从市属高校到省属高校、从普通高校到重点高校、从学院到大学、从师范院校到医科院校、从以行政工作为主到以党务工作为主，这个弯转得太大了！他在深深感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自己高度信任的同时，又一次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对于当时的心情，他是这样说的：“我既不懂医，又不懂药，心里很没有底。但我有一点是有底的：人家说女为悦己者容，我黄书孟就要士为知己者死——我上要对得起领导的信任，下要对得起广大师生员工的期望，我别无选择，只有尽心尽力尽责拼命工作一条路。”于是，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召开各种座谈会，尽快掌握学校的情况；他以建章立制为抓手，以争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为突破口，以重点学科项目（211工程）评审为重点，紧紧依靠校党委和校行政一班人，和陈昭典校长密切配合，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了医大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全校政令畅通，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取得了师生员工的信任与合作。
1998年9月15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黄书孟被任命为新浙江大学党委常委、第一副校长。他的职责是：负责处理学校日常行政工作和协助校长作协调工作，并分管若干个部门和六家附属医院。就这样，黄书孟从浙大研究生毕业离开浙大17年之后，中经杭师院、浙医大，重又回到了他的母校，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对于这个结果，黄书孟无限感慨地说：“17年前，也就是1981年浙大毕业分配时，我曾给自己定下一不留浙大、二不去杭大的原则，真是日月如梭、沧海桑田，万万没有想到，17年后会重又回到母校浙大、杭大的怀抱……这大概就是命，我认这个命！”合并的这四个大学，杭大是他的本科母校，浙大是他的研究生母校，浙医大是他工作的单位，这在新浙大一万五千余教职员工中是独一无二的。而正是这一点，对黄书孟在新浙大履职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因为在新浙大的一万五千多教职员工中，有他众多的老浙大、老杭大、老医大的老师、同事、同学和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方法给了黄书孟诸多的指点、帮助和支持！黄书孟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八个年头。虽然他现在是浙江省九届政协常委，主要精力放在省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主任的工作岗位上，但他在浙大仍然有若干职务，他的组织、人事关系仍然在浙大。所以，黄书孟说：“我现在还是浙大的教授！我在省政协的工作也是科技教育工作，我仍然是教育部门和教育战线上的人，我永远都是一名教师！”（来源：杭州师范大学网站 2010年06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