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团团长许维臣，活象一头毛驴子，一弄就尥蹶子满脸凶象，蛮不讲理。团部放电影，时间到了军人还没到齐，放映员按时开放，他跳起来便喊：不能放！放映员生气，人来齐了也不放。他又跳起来说：为什么还不放？放映员说：不是你下命令不让放吗？他骂道：他娘的！我说不放你就不放吗？有一次在轮训队，我们俩为“问题发生在下边而根子是在上头”这句话产生分歧，他也想对我耍威风，被我撞了他几句，俩人吵了起来，后来他嘴上向我道欠，心里却记恨于我。在他当了副师长后，到处含沙射影说我的坏话，他说：资格老有什么用？井岗山上的骡子还驼炮弹呢！有人把这话传给了我，我找到了师副政委韩东升，我说：麻烦你给许维臣捎个口信，他再要污辱人，可别怪我打他的嘴巴子，我才不尿他那一份儿呢！诸如此类，使人愤愤不平，我们又好象回到异民族统治的元朝时代，任人统治宰割。
这种张口骂人的野蛮作风，大概是上行下效吧，因为兵团司令员颜文斌就好骂人，但好歹他骂人有个特点，他骂当兵的不骂老百姓。他有时也会发火，但是农场的干部职工都能理解他，因为他懂军事不懂农业，着急上火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最大的一点是他不整人，所以人们对他没有什么恶感，是唯一使人想念的好人。
从部队调来的现役干部中有不少的人不给解放军增添光彩，净往人民军队脸上抹黑，这些人对上山下乡的女知识青年特别感兴趣。凡向师团机关调女工作人员，必得有几分姿色。四十四团机关就有“八美图”之称。不少的人因奸污女知青引起公愤而被判罪。如四师三十五团团长邓克文，裴德医院政委刘荣，四十四团副团长李元虎，参谋长程汉太，宣传股长张松年，师部科长牛跃忠，轮训队副队长王成山。其中的多数人在师拘留所里关押了一年多，三十七团政委阮书文，是个先天性轻度免唇，整天戴着个白口罩，坐着小车，载着个女青年东走西串，群众反映很大，只是没有按在床上，个别谈谈话不了了之。三十五团一个参谋长，临到兵团撤消时还被场长，书记张殿义、孙荣田堵截在办公室里，抓了个现行。十六团的团长、参谋长黄、李二人奸污女青年案，通报到了国务院而被枪毙。兵团司令部参谋长因为此类行为在兵团站不住脚而滚蛋大吉。总之凡有军人的大小单位，就有这等丑恶事件发生，名扬四海。黑龙江省甘南县枪毙奸污犯开大会时，兵团各单位派人参加受教育，四十四团程汉太就是从甘南回来，当天晚上干坏事而被人抓住的，群众把这种人誉为“甘南病患者”，发病原因是他们的脑子里有一种病毒性特异细胞，每一看到异性便眼睛传神，两手颤抖，骨软筋麻，精神萌动，吃药打针都无济于事，只有蹲进“板房”才能制服得住。
这些人犯此等错误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他们在兵团处于优越的特殊地位，头顶红星，肩抗红旗，有职有权，高人一等，说了算数，他们盗用了青年人对解放军的羡慕热爱之心而行私舞弊。这里边也有些女青年为了达到参军、入党、提干、返城的种种目的，有求于人才主动的围拢上来，个别的女性故意“东施效颦”扭扭昵昵，大卖其骚情，主动投怀送抱，也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规律在起作用，见面三分情，受恭维的那些人包藏祸心，见色而动，就以满足她们的要求为手段，进行欺骗拉拢，活象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问题就发生了。
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单位，不讲道德，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违法乱纪而犯错误的人总归是少数，但是由于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人民军队的一员，因而人们就容易把这些坏人和解放军联系起来看，这样,农场群众对现役军人的不满情绪和批评也就产生了，使很多好同志也跟着背黑锅。
问题已经发生了，做为兵团领导人就应当面对现实，而实事求是地做出解释，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正确处理，不能闻过则怒处处掩饰。可是四十四团党委委员也不让知道，越是办得机密越是有人打听：咦，为什么把一个女青年叫到团部边写材料边掉眼泪呢？结果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对于人民群众的正义的批评指责，使领导人大为光火，甚至认为这是有人幸灾乐祸，故意往解放军脸上抹灰。兵团政治部段主任，四师副政委王琪，用同一个腔调在大会上反驳说：象这类事情，我们现役军人有，你们非现役干部中也有！划清了一条“你们”和“我们”的界限，看来军民并不是一家人。分析一下这种论点，是不是在说：允许你老百姓干，就得允许我们干，或者说咱们都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丑不丑一货手，水平之高，可见一斑，实际上是弄巧成拙、欲盖弥彰了。你让他举出原农场分场以上干部有几个犯这种错误的，他又找不出来，如果这种论点能成立，那么人民群众中有这类事，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这种事也可以原谅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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