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谁要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灾难，那就犯了杀头之罪，现在要说这话只有四人帮的死硬分子才反对。没有死在日寇和国民党刀枪之下，革命胜利了却死在自己人手里的革命老干部究竟有多少，谁也没有做过统计，相信一定比唐山地震死伤的要多。一群天真浪漫的男女青年，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被骗上街头打派仗，工厂停工了，农田荒芜了，学校停课了，文物古迹被当作“四旧”破坏了，火车轮船也开不动了，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大倒退，而林彪却说“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说是95%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所有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剃鬼头抹鬼脸，戴着高帽挂着牌子游街，低头哈腰坐“喷气式”飞机，本来是对干部的肉体摧残，政治上的污辱，还说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各地区党的基层组织一下子瘫痪下来，由非党的红卫兵主持支部大会随便开除党员，不知是哪个党的经验。全国的党组织都垮了，那么党的物质基础又在哪里呢？已经是很悲惨的了，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初次，将来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规律……”，如果真的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人拿起枪来上山是极可能的了。
毫无例外，在这次运动中，我也变成了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干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阴谋分子、三反分子、野心家、变色龙、小爬虫……。我的子女全成了黑五类，一个典型的反革命家庭。大儿子16岁初中毕业无法升学就被赶下农场劳动，二儿子也没有修完中学课程，15岁就参加了工作。我和所有的“牛鬼蛇神”一起，被关了八个月的“牛棚”，罚了两年的劳动，打扫厕所倒痰盂，抬木头运钢材，到公社拔白菜时被抽断了两根肋骨。没收了我的所有存款，停发了我的工资，每月只给十一元伙食费。最令人痛心的是搜去了我多年从报章杂志上收集的资料和大量中国文学书籍。
一九六九年七月，全家被“支左”的解放军象赶鸭子似的赶到农场劳动。我听说王明的左倾路线是对同志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我参加革命晚没见过，可是文化大革命这种打击和斗争肯定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比王明还要凶。不然的话，刘少奇、李立三、陶铸、彭德怀、贺龙以及千千万万个革命领导同志怎么会惨死在自己人手中呢？我是一九六五年由军队转业，一九六六年一月上班，到东北农垦总局勘测设计院政治处当主任的，五月份就开始了这场运动。总局彭大章书记作报告时说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并说主要对象是“大五界”和“小五界”，比如新闻界、出版界、文学艺术界、文教卫生界，而这些单位都是出版报刊杂志，办学校、搞电影、戏剧美术的。在这些单位工作的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顾名思义，看来挨整的又是一批大小知识分子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整得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文化人，而且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工农分子都是骨干，我当时想：我刚刚从部队转下来，又是工农出身，碰上了政治运动当仁不让地要把它搞好。
一九六六年六月份，设计院出现了七个造反急先锋，他们是技术员张春荣、孙启山、贾惠恩、张振廷、王备林、薛林福，还有一个狗头军师，业务室主任十三级干部刘光建。在刘光建撺掇鼓动诱使下组成了一个“七人小组”。开始，他们就把设计院搞得昏天暗地，扬言要把设计院搞个底朝上，他们杀气腾腾地叫嚷“红色恐怖万岁”，发誓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跟着林彪的升一批，保一批，罢一批的反动计划大刮“罢官风”。在刘光建挑动下，一心不让副院长陈兆舟进入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要求撤消他的党委委员职务；说办公室主任宫启升是“真正的右派”，“压制民主”，要求罢他的党委委员；说水文组郭大本“走白专道路”对他展开了围攻；说萝北组支书王志铭“破坏运动”，要求罢他的领导小组成员；说虎林组支书李永恩“搞投机”，酝酿罢他的官；说“五九七”组支书徐世钧是“运动的绊脚石”，要求罢他的领导小组成员的官。最后顺蔓摸瓜，批评我对运动的右倾情绪，并要求把我做为“破坏运动的主谋”揪出来示众。
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眼看着有人要造共产党的反，夺共产党的权而无动于衷，那他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这是当时的真实思想动机。基于这种考虑，我感到形势紧急，七月十六日，我召集萝北、虎林片部分党员骨干开会，布置写大字报，坚决顶住罢官风。当天晚上我召开部分党员群众碰头会，收集综合“七人小组”活动情况。七月十七日就开始了对造反派的反击。七月十八日晚十时，我召集各支部的支书，支委、小组长再次开会，这部分党员骨干都同意我的分析，认为夺党委的权，罢领导小组成员的官就是明目张胆地反党，最后决定：动员组织党员群众对这帮家伙进行围攻，力求全歼。七月十九日各支部相继开会发动群众，主要目标对准“七人小组”。十月九日，我起草了万字声讨的檄文，题目是：“察其言、观其行、看刘光建是不是革命派”，点燃了斗争的熊熊大火。
在一周之内，围歼的大字报贴满发大楼，愤怒的火焰越烧越旺。这帮“革命的小将”们一时六神无主，手足无措，正要举手投降的时候，八月十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那上边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既然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填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这十六条既是造反派的护身符，又是给我定性的根据，我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名是“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设计院的造反七人小组，在危难之际，捞到了一把救命稻草。不久设计院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原先靠造反起家的“七人小组”成员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充当了红色造反团的核心力量，他们压垮了偏于保守的设计院“联络站”，大搞打砸抢，任意揪斗、关押、拷打、摧残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由于红色造反团对待干部和群众态度恶劣，手段狠毒，拷打摧残干部花样翻新，旋即成了东总系统名扬一时的革命造反团体，是总局机关造反团的主力部队。他们派代表吴庆岐参加了总局机关造反团的领导班子，实际上控制了总局机关造反团，压垮了机关“东方红“造反团。他们精心策划和私设公堂拷打张林池，在一九六七年八月纪念造反一周年大会，公开污辱拷打总局局长王正林，原副局长王景坤和陈兆舟，在群众中留下了骂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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