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地区的三、四年和后来同日本侨民的接触，我发现了日本民族的一种气质，就是实干精神。他们对于事业刻苦勤奋，忠于职守，善于上进，最富于钻研精神。这种品质，无论是对哪个民族，都是应当发扬的，不应当由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成见而抹杀了一般日本人民的长处，至于这种气质是怎样开成的，因为我不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因此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上边我讲过了我负伤养伤的事，给我治疗的都是日本人，医生护士天天都到病房看我，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安慰我不必担心。一个日本护士名叫黑田千代子，她给我静脉注射一种药物时打漏了血管，引起内腕关节部肿胀疼痛，千代子一见我的面就“斯米马森”的表示对不起，临送我出院时还难过地哭了起来，使你无法怀疑人家是故意的。
出院之后，在我们驻地附近遇到一个年轻的日本人，通过交谈得知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外科医生，日本投降后，他和几个助手开了家诊所，当时他年仅二十五、六岁。当他得知我腹内还有一颗子弹，他劝我开刀取出来，并说他可以作这个手术，一分钱也不要，保证十天养好，态度非常诚恳，把我说得心里有点活动。但不少同志劝我提高警惕性，说“别让日本鬼子把你害了”，后来由于部队转移了，手术就没有做成。不过这件事在我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认为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敢于剖腹取物，的确也简单。
一九四六年的九月十五日、十六日两天，哈尔滨市下了一场大雪，为了纪念“九.一八”国耻纪念日，九月十七日，哈尔滨市政府命令住在本市的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少，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统统自带工具，到大街上清扫积雪。这是一次让日本人在劳动中进行忏悔的活动，让他们明白：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一种国际侵略罪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种很别致的纪念活动。
命令下过以后，由他们的居民组长划分区域地段，分工包干到户。到了指定的时间，所有的人一齐出动，年轻的赤膊上阵，妇女背着小孩干活，没有手推车的用洗脸盆舀雪，或用被单子背雪，用不着中国人监督，他们干得很认真，整整一天，把哈尔滨的主要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些好事的同志问日本人：“高兴干吗？”他们说：“不高兴也得好好的干活。”中国人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地围观。
上面我已提到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因病住进东线卫生部的第八后方医院，病愈后确定留我在二所工作的事。这个医院也和东北野战医院一样，吸收了一大批尚未回国的日本医生和护士在医院工作。因为在抗日年代我军自己培养的医务人员是有限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部队迅速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对于医务人员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因此，把这些日本人召来部队医院工作是完成战争任务的需要，而且他们也免去了失业之苦。之后，他们就成了医疗技术方面的主力，而我们自己的医务人员大部分当了医院的领导干部。
关于日本人的实干精神，在几年的解放战争中体现得很充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日日夜夜为了抢救伤病员而努力，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做事一丝不苟，尽职尽责，严肃认真，因此，很少发生由于疏忽失职而造成的医疗差错和事故。我们所有个做统计工作的护士叫田中波夏子，她认真负责，统计数字精确，成为所里的活字典。通过组织他们学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的事迹，他们做到了处处关心伤病员，使他们迅速恢复健康重归前线杀敌，他们的刻苦精神给伤病员留下了深的印象，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赞许。在每次战役结束后或年终总评时，都有很多日本医护人员荣立一、二、三等功。
按照民族政策的规定，在同样的级别条件下，在物质生活上都给他们超过中国医务人员的优待。每逢他们民族传统节日，就给他们开小灶伙食，或让他们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传统食品，让他们节假日休息。为了团结教育他们共同为解放战争服务，在东线卫生部设立了民族科，在各大医院设立了由日本人担任的民族干事，负责日本人的政治学习，卫生部还出版了日文报纸供他们阅读。我曾经写了一个长篇报告，来表扬一位角田医生，由民族科译成日文刊登出来，角田医生把这篇文字剪下来，说是将来带回日本做个纪念。
当然表现不太好的人也是有的，那是极少数。比如有个内科医生名叫永尾的，这个人脾气太倔，服务态度生硬，有一天下午转来了五十多个病人，他不问病情，统统开了维生素B丸，药房里没有分装在药袋里，而护士就用一个药口袋装好，每个病人分一份，大伙一看都一样的甜药丸，就互相议论起来，说我们这些人得的都是一样的病吗？这时就有一个病人服药后呕吐起来，当然呕吐并不是服了维生素B丸而引起的，有些人就起哄，不呕吐的也装着呕吐，说这个日本鬼子不安好心，一声呼哨，掂起皮带就去打他，永尾医生吓得跳窗而逃，好几天不敢和病人见面，这不过是仅有的一次而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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