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风大浪高，小小一叶扁舟，在那浩瀚的大海中跌跌宕宕，好似在陆地上打秋千一样，多数人不适应这种生活，晕船呕吐，昏睡不醒，三天三夜水米不进。我身体条件尚好，由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乘船渡海，又是到全国比较富庶的东北地区去，精神尤为振奋，丝毫没有晕船和不舒适的感觉。身坐船头之上，远望大海，天水相连，近看四周，波浪翻天，好不惬意。
船经过长山列岛的时候，在我们船尾的后方，由西向东，游动着两只巨大的水中动物，它们一前一后，时而跃出水面，时而隐没水中，跃出水面，激起浪花四溅，隐没水中，传出隆隆的声响。论个头，比农村里饲养的大水牛还要大许多倍，同志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不约而同地用手指着喊道：“看哪！看哪！那是个什么玩艺儿！”话音未落，船老大就点燃一挂鞭炮，噼里叭啦的响个不停，他说：“这是海神游海出巡，要放鞭炮送行的。”队长杜师如警告大家说：“上船以前就跟你们讲过了，看到水里什么玩意儿，不要狂呼乱叫，因为船老大最忌讳这个，我们要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不要说三道四的！”过后，大家坐在船舱里小声的议论，都说这可能是两条鲸鱼。有的人反对这种推断，说鲸鱼都是生长在大洋里，也有的同志说，管它是什么鱼呢，总是母的领着小崽儿出来玩的。谈着谈着，声音就大了起来，最后一个同志说：“这个你也别打包票，说不定是一公一母谈恋爱呢，顿时引起了一阵哄笑，队长朝我们一瞪眼睛一摆手，谁也不敢再吭声了。
在海上两三天的航行，情绪是轻松的，精神是愉快的。可是对于我来说，也遇到一件极不痛快的事，就是在船上和一位同志发生了一场口角争执，几乎要动手撕打起来。因为这个同志在船头船尾逢人便讲，遇人就说：苏联军队士兵在东北地区奸污妇女，抢夺老百姓的财物。还说苏军把东北地区工厂的机器设备，全运到了苏联去了。我听了他的话，又看到他得意忘形、肆无忌惮的神色就很反感：这不是往苏联红军脸上抹黑吗？我质问他：“你听谁说的？”我这话的意思是让他不要这样到处散布了。可他却理直气壮的说：“这是船老大说的，你不信去问问他。”我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替阶级敌人进行宣传，国民党早就这样叫嚷了。”他一听就火了，走上前来揪我的衣服说：“你才是胡说八道呢！”我反唇相讥的说：“你这话在客观上是在帮助国民党进行反面宣传”！他感到这帽子戴大了，伸出拳头就要打人，同志们都来相劝。
指导员廖习仗把他叫到一边，批评他拉着架子要打人是不对的，况且眼见是实，耳听是虚，你没有看见事实怎么好到处传播呢？上岸之后，开党小组解决我们俩人的问题，我坚持说：“苏联是世界上唯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斯大林是劳动人民的领袖，苏联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如果他们不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光靠美国几个原子弹，日本是不会这么快就宣布投降的。为了打败日本，苏联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就是其中有个别士兵有错误，也代表不了整个苏联红军。我的这种观点多数同志是赞同的，许多同志批评他不应该到处传播这些消极的东西，只有几个人说我不该给他扣大帽子，他自已却诡辩说：“我出手打人是为了正当防卫！”
我们在辽宁省的庄河县登陆后，稍经休息后，步行到了安东市，全校在这里参加了当地政府召开的一个庆祝大会。在主席台上，除了军政首长，各界代表，还邀请了两名苏军士兵，由于大家都对从未谋面的苏联红军士兵十分好奇，因此，对这两名苏联人特别关注。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军服肮脏遢邋，一把一把地嗑着葵花子，说说笑笑极不严肃。初次见面，同志们就有些反感。最后请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发表讲话，通过翻译听出讲了十来句，前后不到两分钟。散会后回到了住处，同志们纷纷议论，在船上曾和我吵过架的那位同志表现得很活跃，他好象是抓住了什么把柄，洋洋得意地敲着边鼓说：“就是这样的骚达子（俄语士兵的意思），还有人替他辩护呢！”我知道他是说给我听的，没有理他，我觉得和这种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争吵有失身份，可是他那种傲慢劲儿也着实令人生气！
几天之后，我们全校在安东市乘坐闷罐车开往沈阳，一路上又饥又渴。车站上有老百姓提着铁水壶卖凉水，要一块钱“苏联红军币”一碗，我们身上都没有钱，尽管我们口渴得连唾沫也咽不下去，也只好“望水兴叹”了，等火车一开，那卖水的人把水倒掉就走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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