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已当上了干部，从班长升任二旅四团三营七连的青年干事、文化教员。回想那时候，斗志特别旺盛，思想情绪也非常高涨。我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打球，教唱抗日歌曲，出版墙报，排演戏曲节目，教文化课，还兼任“朱德青年队”的队长。在连队负责开展文化和体育活动，以活跃文体生活，增强干部战士的体质。在打仗的时候还要动员民工，制做担架，运送伤员，看管教育俘虏，教战士们在战场上用日语口号向日军喊话宣传，如此等等。每天兴高采烈，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干多少活也不觉得累，因此这一段时期正是我历史上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
山东《大众日报》转载了延安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长篇报道，鼓舞着敌后抗日军民的热情，我们部队就在战斗训练的间隙，用人力拉犁，开荒种地，种植五谷蔬菜，饲养猪羊，开设粉房，有时也组织人到滨海的盐场去运海盐，还学着延安人那样纺线、织布、捻毛线、打毛衣，用子弹壳制做钢笔，用手工制作卷烟。所有这些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打破日寇和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从而减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各个部队开展竞赛，努力达到上级规定的指标：要保证每个战士每天能吃到几两油，几钱盐，一个人一月发多少烟叶，吃几两肉菜等等，使战士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去执行战斗任务。
就这样拼命的干，部队的物质生活仍然是艰苦到我们现代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吃了上顿愁下顿，因此，干部战士的体质状况是不佳的，那时候，根本看不到象现在这样多的大胖子。部队战士经常患上一种“雀蒙眼”病，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体内缺乏一种维生素A导致的“夜盲症”。得了这种病，每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到了，直接影响了战斗行动。当时缺医少药，害了伤风感冒就吃几片阿斯匹林，多喝点开水，发发汗。有了外伤擦些红汞碘酒，有时还用红药水代替眼药水。战士们编了许多顺口溜，什么：阿斯匹林托氏散，又治咳嗽又治喘，红汞碘酒，抹上就走等等。当时部队唱着一支歌曲，描写了当时的艰苦情况，我记得歌词是这样写的：“抗战第五年，需要打算盘，不怕艰和苦哟，艰苦奋斗度难关，一针一线，柴米油盐，同志们样样要打算哟！”
生活如此艰难，为什么人民的军队还是天天打胜仗，直到最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呢？这种巨大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昂的革命斗志。就是说，人民军队之所以取得天下，除了军事，靠得是政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句话在任何时候也不会错。如果一个政党，一个军队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目标，那实现最终的革命目标则是不可能的。
人民军队斗争的胜利，还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的全力支持，山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乃至后来的解放战争，为支援革命军队，在人力物力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不但把子女送到抗日前线，还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口粮充做军粮，而自己吃些地瓜叶子和青菜。有一年，他们实在拿不出更多的粮食，宁可把自己明年要播种的黄豆交给部队做点豆腐吃。战士们为了应付第二天的战斗，也只好含着眼泪往下咽。人民群众的热情更加激励了部队的战斗积极性。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干部战士盼望着打仗，因为只要打了胜仗，不但消灭了敌人，并可以将缴获敌人的装备与物资。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军民想尽了一切可行的办法。1942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因为养狗不但会传染狂犬病，而且要消耗一些粮食谷糠之类，人还没有吃的呢，养狗干什么？另外，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抵销敌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发扬自己的优点，变劣势为优势，我军的许多军事行动大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打夜战，搞远距离奔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打了就走，是制敌取胜的好办法。可是狗这种动物的嗅觉、听觉、视觉都特别灵敏，尤其是在夜间，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点气味一点声音，有一个人影都会被它发现而狂吠不止，这样一只传一只，一村传一村，马上就叫成一团。真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敌人听到了狗叫声，就马上做好了防备，妨碍了我军的战斗行动，狗就成了日本人的忠实的“汉奸走狗”了。因此，为了抗日的利益，民主政府下了一道通告，强制各村执行：是谁家的狗，由谁家自己杀掉，自己不忍心下手的，由民兵和军队帮忙处理，打死吃肉。有的群众还把自己的狗送给部队，因此1942年我们吃了不少狗肉。
那年的秋冬，山东省的军政部门的党组织，在延安大整风形势推动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也在战斗训练、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开展了整风运动。毛主席指示说：“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都有不正的地方，学风不正，表现为主观主义；党风不正，表现为宗派主义；文风不正表现为党八股。整顿学风，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以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以反对党八股，简称整顿三风”。整风开始，先从学习文件、听报告、进行发动入手，借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把毛主席的三大整风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为共产党员的必读文件，把这些文件印成单行本小册子，刘少奇的《修养》一书，则装订成六十四开的小本，人手一册，随身携带，有空就读。
学习结束之后，每个党员把自己的出身历史，个人经历，真实思想，都向党组织坦白交待，过去对党有过隐瞒的地方都要进行更正，之后就是党员个人对本身缺点错误做深刻检查，分为错误事实，危害性、产生的阶段、历史、思想根源、纠正的办法几个步骤。个人检查完了，集体开展批评帮助，这一关进行得既严肃认真，又积极热情，哪怕一点关系到思想意识上的小毛病，不提高认识也不留情。因为检查不到，认识不清，也就谈不到改正，达不到整风的目的。因此，有的同志的检查往往是三、五次才能通过，不承认错误不散会，要想轻易过关是办不到的。所以一个缺点要出一身冷汗，得一个教训，才得身心轻松，这就称之为“治病救人”。
1942年全党大整风的伟大功绩在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巩固了全党的团结，加强了党的纪律，提高了党员的素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当然，这次整风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那就是在“左”的思潮指导下的“过火”做法，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而这种左的思潮也一直流传到1947年的“反右派”等运动中。
整风运动的前后，在山东地区政府部门和部队中，还开展了一次“肃托”运动。当时的情况也类似延安整风中搞的那种“抢救运动”，抢救运动旨在抓特务，而“肃托”就是清查隐藏在党内的托洛斯派分子。重点对象是首脑机关的知识分子。我们连被抓起来的有刘指导员，前任文化教员鲁松和一位田姓的文书。每逢行军，就把被抓的人头上用一个布袋罩起来，只留个眼睛和鼻孔，用绳子串起来行走。姓田的文书很快被释放回来，而指导员和文化教员一直下落不明，搞得人心惶惶，谁也不敢打听，后来才听说肃托运动出了偏差，搞了“扩大化”，冤枉坑害了不少好同志，后经中央发现，很快纠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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