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团组建后，政治处要成立宣传队，到各营连选调比较年轻又有文化的同志参加。我被选中了，调到团宣传队工作。调上来的大多数是些半大孩子，我过了年已是18岁的人，比起他们来算是比较大的。在他们眼里，我是个老大哥了。宣传队编了两个分队，年龄稍大的编成一分队，有七八个人，年龄稍小一点编为二分队，也有七八个人。领导叫我担任二分队队长。第一次做领导，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只听领导讲，做领导要起领头作用，要起模范作用。
过了几天，由支队司令部派来了队长。他常讲起他在一团参加五井战斗的经过，我们都喜欢听，因为他是主力部队，是老大哥部队的，大家都很尊敬他。有一次，队长讲宣传队的任务，要宣传队经常到各连队去教歌，到农村去讲抗战的道理，拿些麻捆刷子写标语……到老百姓家中讨些石灰、锅底灰当墨水，要写得好看，学会写美术字。到连队去教的歌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等；到农村里教的第一只歌是《叫老乡》……在连队教歌最热闹，能看到练兵的拼刺刀、投弹、打靶等，所以大家都争着到连队去。
部队里的大练兵，练得热火朝天。农村里拥军、参军的情绪非常高涨。一阵阵嘹亮的歌声，大练兵的刺杀声、口号声响彻大地。农村里组织了工、农、青、妇、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儿童团童声童气的歌声此起彼伏，经常拉宣传队的同志去教唱歌。
这里是一片宁静的、快乐的土地，只听到歌声、笑声……好象没有战争的气息。
“五井战斗”后，我军从人道主义出发，将打死的日本兵用白布包好，等待他们前来收尸。日本鬼子来收尸时，我们没有和他们交火，他们把尸体抬上一辆车，朝西山打了几炮就回了临朐城。据说，鬼子从青州、潍县集中了不少兵力，很可能要向我们进攻，对我军进行报复。
国民党省政府沈鸿烈的部队、吴化文的新四师，不仅不抗日，还不断地对我军进行挑畔。我二中队驻在沂水县的交通联络点——埠村，被他们包围，不能工作，被迫撤出。国民党部队对我防区得寸进尺，又袭击我驻在璞丘的驻军。国民党王尚志的部队从东面袭击我驻在鲍庄的驻军，北面临朐城的鬼子又不断向我军进攻。本来就不大的这块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三面受到军事威胁。太平欢乐的局面，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为了避免大的损失，于1940年5月，被迫放弃了这块抗日前沿的根据地。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向莱芜进发。自此，我们三团就在新泰、蒙阴一带开展抗战救国活动，经常处于紧张的战斗中。
国民党军队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溃逃的溃逃，投敌的投敌。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组织敌后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力量不断壮大。日本军队对国民党停止进攻，由迫降改为诱降的政策，调集大批兵力专门对付在它后防发展壮大起来的我军。日军对我们新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对我军频繁地进行军事进攻，采用“分进合击”、“远距离奔袭”、“铁壁合围”、“铁脚合击”、“拉网”、“梳篾”、“地毯式的清剿”等等毒辣、残酷的战术。在公路的两侧修建两米多高的墙，叫“防共墙”；在另一侧挖两米宽、两米深的壕沟，叫“反共沟”。公路上留有通道，通道口三里一碉堡，由伪军把守；五里一据点，由鬼子兵把守。把一块根据地横三竖四的分割包围。国民党的军队还时不时地对我军和地方政府进行袭击。
坚持敌后抗战的我军，虽然处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但还是经常寻机主动打击敌人，拔除敌人的据点、摧毁敌人的碉堡。
一次，在攻克敌人的据点时，我跟在一个排长后面，跳进敌据点外面的壕沟，爬上梯子跳进据点。我们宣传队年龄大一点的遇到战斗时，都是到连队参加战斗，而且强调团政下到连队的同志在战斗中要起领导、模范作用，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我军除了对付日本鬼子外，还要根据上级指示，对国民党反动顽固的军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那时，由于根据地受到封锁包围，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没有医院，没有医药救治，只能安排到敌占区的群众当中去，在群众的掩护下，用土方土药治疗。没有粮食，饿着肚子打仗是常有的事；天很冷了还穿不上棉衣……战斗消耗的弹药也无法补充。我军虽然有简易兵工厂，但只能造手榴弹，步枪、子弹还不会造。坚持在敌后的军民处于非常艰难的困境中。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也日益加剧，我军三支队政治部主任带领100多人，事先和国民党秦启荣部队联系好，经过他们同意，路过他们防区时，却遭到国民党部队的突然袭击，政治部主任和100多名同志全部牺牲，酿成极其惨烈的“太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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