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女干部胡军回忆录15：文革灾难

    这年6月，外贸局四清工作队进驻我公司，队长是贾振之副局长，副队长是刚从部队转业的王展。几个月后，工作队宣布公司党委书记陈景和同志是“叛徒”，经理张兰生同志是“走资派”，统统靠边站，工作队副队长王展成了公司党委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红卫兵扫“四旧”，工作队指示对资本家和所谓的四清对象进行抄家，贾振之队长把他拟定的几十人名单交给我，叫我组织人力对名单上的人抄家。我说：“贾局长，这么多对象要抄，我上哪儿找人去呀?”他说：“分两批去嘛，我们工作队员也参加。”他又说：“你只管把人找好，然后在公司值班接电话，等着接收抄家物资。”就这样，两个晚上伤害了公司几十名群众的感情。
    文化大革命的声势越来越大，四清工作队要撤走了，我一听很着急，就到局里找领导提意见说：“工作队在公司搞了一年运动，把书记、经理都打倒了，公司弄得乱糟糟的，他们拍屁股走了，叫我们怎么办?”我的意见当然是白提了。可第二天王展就找我谈话说：“你这个人就是喜欢卖老资格，对谁都敢讲话!上级决定的事你去执行就是了，而且还要积极配合工作。以后有利的话可以讲，不利的话不要讲!”接着他又换了口气对我说：“公司这次提拔干部的名单里也有你，现在正是锻炼你的好机会。”很快，公司的造反派起来了，一派的头头是邵国良和陈宝贞，这两个人是在我来公司前被开除党籍的，他们属于王洪文的“工总司”。另一派的头头记不清了，其中有不少党员，斗争方式比较文静。那时四清工作队已经撤走了，书记、经理早已靠边了，公司十几个科长中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最早，当时是“资格越老越反动”，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造反派揪斗的重点对象。“工总司”那派还成立了我的专案组，组长是冯寿年。除了说我“一贯右倾”、“包庇坏人”外，专案组还给我封了三大头衔：“假党员”、“走资派”、“大地主”，并对我采取“革命行动”：抄家、游街、罚站、罚跪、“乘飞机”、扫厕所……。有时候白天批斗了我一天，晚上还要罚站到下半夜，没有公交车了，我只能从外滩的公司走回在徐汇区的家，早上八点还要准时至公司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