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的一天，我弟弟和村里几个男孩偷偷离家想去投奔八路军，母亲发觉后他们已经走出十几里路了。母亲连夜追过去，非把弟弟领回来不可，她对弟弟说：“我只有你一个儿子，你走了我怎么活呀！”从那以后，我弟弟就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在农村呆了一辈子，1942年1月，有位当八路军干部的远房哥哥回家过年，我找到他要他带我去参加八路军。他问我怕不怕苦，我说不怕，他又问了些问题后要我回去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不同意，我就加重语气说：“妈啊，弟弟要当八路军你不让，是你只有一个儿子。可女儿你有三个，就是我死了你还有两个呢！”听我这样一说，母亲就去那位哥哥家里问了下情况，回来后对我说：“你走吧。“我流着泪说：”娘！你养了我十五年，只要我不死，以后我也养你十五年！就这样，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2年的胶东，除了县城外，广大农村都是八路军根据地。为培养根据地经济建设力量，我参军后被分配到《胶东蚕丝学校》学习养蚕技术。当时我对革命道理懂得很少，有一次指导员上政治课讲到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打鬼子时，我立即举手问：“指导员，八路军我看见了，共产党我怎么没看见啊?”全班哄堂大笑。有个同学指着我鼻子开玩笑叫我“彪子”（胶东话“傻子”的意思），以后我就有了“胡彪子”的外号。指导员对我说，你只要好好学习，以后一定会看到共产党的。在学校经过学技术、学文化、学政治，我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一天，我向指导员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指导员问我怕不怕死，我说：“打鬼子我不怕死！”指导员鼓励了我说：“组织会考验你的。”有一天半夜里我和男同学站岗，突然听到附近有动静，我马上对男同学说：“有敌情，准备打！”结果是指导员在考验我。这年冬天，日本鬼子大扫荡，学校动员同学们各自回家隐蔽。我不愿回家，党员李德芬同学要我和他一起找地方隐蔽。于是我们两人在鬼子眼皮底下东躲西藏了二十多天，历尽艰辛，经受了反扫荡的严峻考验。后来才知道，这也是组织上安排党员同志对我的考验和培养。1943年1月，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登县无染寺后山的大树林内，我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李德芬和胡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入党的预备期是半年，由于我才是十六岁，预备期一年，1944年1月转为正式党员。
从蚕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牟平蚕场，1944年春调到栖霞县南院蚕场，负责带领蚕校学员学习。来蚕校实习的学员很多，为了他们吃饭的问题，我经常赶集去买粮食，一买就是几百斤，雇驴车往蚕场运，很是热闹。这年夏天，一场罕见的瘟疫袭击了胶东半岛，我们很多同志都病倒了，纷纷住进了胶东军区医院。我负责照料的染病学员中一位余斌同学病情严重，我把她送到医院抢救，第二天我也被感染倒下了。那时，留在蚕场的女同志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场长孙铁山同志只好回家把他十七岁的侄女叫来照顾我。事后他侄女告诉我，当时我人事不省，医生开了药，摇着头说了一句：“死马当活马医吧。”场长和他侄女一面扒开我的嘴给我灌药，一面找来木料准备给我打棺材了。几天后，奇迹出现，我醒过来了！这场大病让我全身脱了一层皮，头发也脱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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