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陈学友于2012年11月18日因病逝世，享年87岁。
在此，对他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同时，也对多年来一直关心、帮助他的各位老人、朋友和同事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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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一生可怜、同情贫苦人。多次捐款捐物，刚解放时，他无更多的钱物捐献时，毅然把自己的一等残废军人的抚恤捐了出去，好心人在给办理手续时，悄悄地给他留了个三等乙级残废军人等级作为留念。还是在七十年代末部队医院在给他做医疗复查时上报了上级，被定为二等残废军人。
他曾收养过多个孩子，视战友的儿女为亲生骨肉，多人称他爸爸。他接济过许多许多的受灾人、苦难人，解放初期，他身上的挎包里带着救济干粮，自己却被饿昏；六十年代特别困难时期，他把家里缩食节余下来的50斤粮票悄悄地拿出去救济了许多人，当时我母亲已是肺病吐血，我二哥被迫送到我姨家，他本人也得了水肿病，上级领导和邻居等看他十分困难，尽其可能予以帮助，并多次催他打报告申请救济，他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父亲总是教育后代好好干，方便时去看望看望，报答这些好人、恩人。后来，我们家里的干粮总有留有未动的，准备送给需要的人已成了习惯。我们家里孩子不合身的衣服总是大包大包地寄、送了出去，而他自己却没有几件合身的衣服，子女们给他买的衣服，他总是守着穿一下，然后就收起来。
他是个热心人，看不了别人流泪，最怕人哭。一有人哭，他就大汗直流，以至于子女不敢在他面前哭。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在军工厂当军代表时，招收了一批批年轻的军工，据当时的军工回忆：为了怕年轻的军工想家，据军工田秀芝回忆：“利军你好，陈代表的离世使我很是痛惜，我们刚进厂时，他怕我们想家，每天晚上都去我们宿舍问寒问暖，给我们讲笑话，他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我终生难忘，我是唯一一个验证14·5工装的，作为一个学员来说，这是我的荣幸，也是厂领导对我的信任，我的全部心血也注入在14·5上，在此我谢谢你的父亲愿老人一路走好”。每年腊月三十，总是叫上孩子陪着，慰问每一位在厂过年的职工，问有面了吗？割肉了吗？亲自察看，一户不漏。据夏兆方同志回忆:“我们刚刚进场的时候。我厂基本建设很紧张的。正好有一个连队的汽车兵。在实习拉练、给我厂从博山拉水泥。还要自己卸车。弄得一身水泥。灰头灰脸的、当兵的吃苦耐劳无话可说啊、厂里也没有人关照。正好陈代表看见了、把当时的一个中层干部狠狠的批评了一顿。第二天，那个干部亲自抱着大茶水桶，在澡堂那个附近迎接解放军。。我们还看见陈代表给306车间上面住的一个老头（经常背粪筐在厂里）从大食堂给了一些猪大油、”，以至40年后老职工也没忘。为了满足军工看《卖花姑娘》，他驱车求援于蒙阴县委，又半夜转山路到城外公社驻地借到了影片，回到厂时已近午夜。为了解决大龄青年婚姻问题，他作主成全了好多对新人，为他（她）们准备新婚被褥，就像是自己的儿女结婚一样。为了解决武装部和回县城安置的部队家属就业，他积极筹办了“五七麻刀厂”；休息后，为解决军队离退休干部家属医疗问题，他多次跑民政局、市政府，最终得到解决，解除了家属、遗属的后顾之忧；为解决外籍干部身后之事，他通过军干所向上级组织提议修建市级公墓，得到了寿光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现已着手建设。
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从不睡懒觉，但有睡午觉的习惯，上床5分钟鼾声就起，一般15-20分钟，睡后精神倍增。平时很少在床上躺，即使是晚年病倒时，也是打完针就起来走。他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饭菜也不挑剔。年轻至中年时因胃病不吃米饭、窝头、芹菜。冬天天冷时喜欢在火炉上烤辣椒，辣的出大汗，他年轻时身体指标是“三低”，即低体温：正常温度是34度，但怕热，可能与战争时期炮弹伤及身体和头部有关，直至他去世，身上扔存有弹片，只是时间长久可能在体内氧化，未找到其残留。他血糖低，但老年80岁后却得了糖尿病，2011年冬开始注射胰岛素，在病危期间，每顿饭前均测血糖指标，最后时期用药较难选择。
他心胸豁达，从不怕难，在他的言语中找不到“难”这个字眼。
他直言快语，光明磊落，当着面提意见、批评人，以至有人怕他、躲他。他又从不记恨人、报复人，无论在职还是休息，有权还是闲居。文革中有个别不明真相的人斗他、折磨侮辱他，他直至去世也没有提一个人的名字。好些人来看望他时，他只字不提受得委屈，没有半句牢骚。
他逝世时，邻居家的大姨向我们说了句：“他是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