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文成，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七级镇大杨村（今七级镇前杨村）。我的父亲叫杨庆利，他从事情报工作多年，解放后在县林场工作。
1938年冬天，日本鬼子来到了七级镇。由于我们大杨村村子比较大，再加上村里有几个大地主，相对来说我们村比周围的村子生活要好一些。日本鬼子为方便筹备给养和抓壮丁，就在我们村建了个据点，同时他们还在七级镇和其他的大村子建立了好几个据点。
日本鬼子来了之后，在汉奸、伪军的帮助下，大量搜刮民财，老百姓家的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抓壮丁修据点，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那时候，村里的人几乎都不敢在家里住，也包括过去在村里作威作福的几个地主，基本上都跑到庄稼地里或野外做饭、吃饭、睡觉，有家不敢回。
那时候，县游击三大队和七大队在七级镇一带活动，刘志远司令员带的部队在河东（泰安、肥城）一带活动。军分区根据需要，在七级镇设立了交通情报站，总站在东阿县北边一个叫坡里的村庄，那个地方属于阳谷县、东阿县、茌平县、平阴县的交界处，是鬼子“扫荡”的死角。
记得有一次阳谷县和七级镇的鬼子在小冯村“扫荡”时，那天就住在那里没走。县游击三大队和七大队得到情报后，夜间对那部分鬼子搞袭击，鬼子不掌握游击队底细，只是严守死防，还用迫击炮乱打，游击队在鬼子强大的火力下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双方各有伤亡。我们村有个在三大队的游击队员，就是在攻击鬼子时，鬼子的迫击炮弹在他的背后爆炸，把他的脊柱炸坏了，后来他一直直不起腰来。
情报收集与传送工作
那年我12 岁，记不清父亲什么时候开始送情报了，只记得我家的院落在村子西南角，父亲在院墙的南侧挖开了个小门（那时候的院墙都是用土砌成的），小门外边就是庄稼地，非常有利于情报传送工作。由于我年龄小，不容易引起鬼子和伪军怀疑，父亲就让我开始送情报了，让我送情报，那时候父亲肯定是经过上级组织同意的。
情报站的位置比较稳定，而游击队居无定所。游击队转移驻地时，总会及时通知情报站，所以，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要非常可靠，要是有人叛变，将给组织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平时，我们的情报主要是靠亲戚、朋友从汉奸和伪军那儿得来的，有时候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情报，组织上对这事很着急。
1939 年大“扫荡”时，七级镇鬼子据点要个财粮会计。我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 找到站长周文昌（曾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手下做参议，与张维翰等共产党人积极做范筑先将军统一战线与共同抗日工作），商量安排自己人进去做个会计，以便于情报的收集工作。站长同意后，我舅舅陆尚印（七级镇大辛庄村人）就这样打入了鬼子心脏，后来，他在那儿摸了很多价值很高的情报。
七级镇情报站设立在七级街的一个小桥东边的理发店里。后来，王树森同志从阳谷调来担任站长，他带来两个小孩，一个16岁，叫王四；一个14岁，叫张二，他们具体叫什么，哪儿的人，我都不记得了。他们和我都负责送情报，由于我对路线比较熟，我负责跑总站，他们两个负责两个游击大队的情报传送工作。那时候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假装理发的，去理发店取情报，然后就按照要求，送到指定地点。送情报一般都是在夜间，我不怕走夜路，哪怕是乱坟岗子也不怕，最怕的就是疯狗，那时候的疯狗特别多，我就拿着一根打狗棍，白天看来正像是个小要饭的。我送一次情报一般得跑30来里路，到地方基本上是后半夜了，就跑到那儿的亲戚家住上一晚上，第二天再回来。
1939年底，情报总站让我去那儿工作。由于我完成任务比较出色，七级镇情报站舍不得让我走，直到1943年，周文昌站长调到总站工作，才把我带到那儿。
在军分区炸弹厂工作
在情报总站工作了接近一年，站长调走之前，把我安排到军分区炸弹厂工作。那时候，军分区下面有个炸弹厂还有个军械修理所和鞋袜厂。我们那个炸弹厂一共有十五六人，主要生产手榴弹。我们厂生产的手榴弹，体积小、威力大，前线战士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工作很紧张，日夜加班干。
1946年，有一次，我接到往河东（肥城一带）送手榴弹和棉衣等物资的任务。记得是在孙口过的黄河，经梁山、过微山湖的时候，我们找了几条小船，被日伪军发现了，我把马的缰绳、鞍子拿掉后，对着山顶方向，猛抽了马一鞭子，让它自己跑了（第二天炸弹厂的同志发现了我的马，知道我们出事了），这时候，船夫也都跑了。后来是在附近活动的游击队把我们救了。
1946年之后，我随着股长到菏泽学习，就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了。
（2015年3月9日，我们采访了杨文成老人。采访 撰稿：张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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