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日贵回忆三五支队游击战争

Admin 发表于2016-05-16 09:53:11
天台、三门、宁海、奉化、鄞县、慈溪、余姚、绍兴、嵊县、新昌等,都在浙江的东部,所以叫浙东,在这些县的中间,有三座大山,叫四明山、会稽山和天台山。这三座山是山连山的,会稽山连着四明山,四明山连着天台山。45年前,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在山上打游击的就叫“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五支队”(它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上海浦东第三战区第五支队,1941年5月南渡杭州湾到三北(原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北部),1942年8月在慈溪鸣鹤场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后,统一整编所属部队为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简称为“三五支队”,就从这时开始,当地人民把战斗在抗日战争敌后和解放战争的武装部队,习惯地、亲切地称为“三五支队”)。
我原在蒋介石老家奉化县的一所小学里任教师的。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节节取得进展,尤其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市场商品供应匮乏,物价飞涨,工商凋零,大批人员失业,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49年初被迫宣布“引退”回到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其实则隐而未退,奉化溪口取代了南京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中心,控制全国的党、政、军大权。为了保卫蒋介石的安全,国民党反动派调动了他的嫡系部队,包括陆、海、空近10万人分别进驻浙东,层层包围了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四明山、会稽山和天台山。尤其是奉化,到处在国民党便衣宪兵和警察的严密监视下,几乎日日有人失踪,天天有人被杀害,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教书匠”,在学校里和社会上讲过几句不满现实话的人,他们是不会放过的。“坐等被擒,不如死里逃生”。我以请假回家探亲为名,被逼上了四明山,在嵊县剡溪乡山口村经钱章超、汪静虹(女)同志介绍加入了“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成为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直到天台城解放,曾经历过近半年的游击生活。
离开那片大山,一晃45年过去了。当时的英发少年,今朝已是垂垂老矣。但那些游击生活的画面仍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不时在眼前闪过,这几年更是连做梦还在山上打游击。过去我们常唱的一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情况确实是这样,从敌占区到解放区,一切都是新的,即在山上的学习和工作是紧张的;与敌特的斗争很频繁;其生活是十分艰苦,但精神是相当愉快,特别是官与兵、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是无法用语言或笔墨来叙述的。现在我想讲讲如下四个方面内容,其中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是首长和同志们讲的,但都是事实。
 一、干部、士兵、群众是三位一体的战斗集体。游击队官兵一致,从司令员、政治委员,支队长和游击队员是平等的。彼此之间是禁止以职务相称,都叫“老李”、“老王”或“小李”、“小王”;各级指挥员除了决定政策、指挥作战以外,就似乎没有其他特权。指挥员可以批评队员,队员也可以批评指挥员。当时我们在山沟里的口号是:“反抓丁、反征粮、反纳税”。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理所当然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一天拂晓前我们从四明山到达会稽山的一个小乡村(地名想不起来了),群众还在梦乡中,我们又急于烧饭充饥,司务长从农民菜地里拔了一些青菜,因找不到户主,就按市价折成“代米票”放在菜地里。有一次我们一个小分队被反革命武装包围了,当地农会一面派人报告大部队外,群众就用特制粪桶(即一只粪桶有两个底,上面放粪便,低层放饭菜),照样把饭菜送到了我们的所在地。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就象鱼和水一样。
由于我们有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情况明、地形熟和有一套“游游击击,击击游游,实实虚虚,虚虚实实,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机动灵活的战术,所以就能隐蔽自己消灭敌人,即使有伤亡,一般也是比较少。当然战争不死人是没有的。就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精锐”部队也把“三五支队”称为“神出鬼没”的“共匪”,他们说:“现代化的飞机大炮,也无法对付小米加步枪的三五支队”。事实也是这样。1949年2~3月间,国民党的八十八军中将军长莫与杰,从杭州到奉化向蒋介石汇报军情,就在余姚境内的公路上被我们捉住了。交警十二纵队少将司令杨柳青也在奉化到新昌的公路上为我们所俘虏。2月10日又一举攻克了天台城。这些举措打得蒋介石坐立不安。当他从南京“隐退”到溪口老家时,他亲自召见当时的浙江保安副司令王云沛询问了“浙东匪情”,王说:“浙东固若金汤,少量‘共匪’不足为患”。在游击队的打击下,蒋介石十分不安,特别是攻克天台城,就震动了国内外,当时《东南日报》、《大公报》等都作了报导。美国的一家通信社也说:“活动在中国滨海的红色游击队居然解放了距蒋介石家乡180华里的天台城”,国民党的后院起火了。
二、学习、工作、战斗是频繁而紧张的。我入伍两个月后,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就接到中共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培养干部,准备进城”。根据中共浙东临工委的决定,要吸收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创办“浙东人民干部学校”(对外称燎原部队)。3月初,我被保送入学。这所学校与现在的学校不同,它没有固定校址,是随着司令部和政治部变迁而移动的,没有桌椅板凳,没有教室的,其入学者,既是一个学员,也是一个宣传员;既是一个工作队员,也是一个战斗员。它是一所理论和实践、学习和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特殊学校。
这个学校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时事形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城市政策》和《入城守则》等等,特别是如何严格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工商业等。
在学习中,我们往往要随着一些乡、镇的解放或深入到半解放区和敌占区作宣传和调查每个村庄的地名、人口和政治情况,要实事求是地写出调查报告,以供领导作制订政策和作战的参考。有时也要执行派款、征粮和作战任务。1949年2月初,我在嵊县与其他两个老同志一起化装前往国民党一个乡公所执行派粮任务。到乡长家里不久,就进来了敌人的一个班,他们拥有一挺机枪,两支冲锋枪和七、八支步枪。而我们三人除了组长有一支驳壳枪外,我和另一个同志各有一支土手枪。三、四发子弹。当敌人敲门进来时,我比较紧张,组长和乡长见我害怕,就对我说:“你身体不好,快进房间休息”。因为只有一壁之隔,敌我之间的交谈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乡长指着一个戴礼帽、穿长衫的老同志说:“这是我表兄,在上海经商,这次是回家探亲的。另一位是他的伙计,还有一个是我的侄子,他在上海的一所中学刚毕业,已考上大学。”敌人的一个班长说:“那我们都是自己人,要提防‘三五支队’”。在用完点心后,乡长端出一副麻将牌,敌我双方各两人就打起麻将来了。结果我们两人还赢了一些钱。到下午2时左右,敌人就走了,我们派给该乡的200石稻谷任务也落实了。在回来的路上,组长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两面光”乡长,目前既为敌人办事,也为我们服务。
2月底的一个夜晚,我空手跟随一个小分队从四明山下来解放嵊县雅璜镇。这个镇驻有一个警察分局,是专门对付我们的。当我们部队到达这个镇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分队长作了战斗部署后,部队就包围了这个镇(主要是警察分局)。分队长嘱我和他一起留在这个小山坡上。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听得嘭嘭地响了两枪,他说:“问题已解决,我们去看看。”到了那里,除了一个警察分局的局长被击毙外,其余10多人已被集合起来在训话,说明“三五支队”的性质和优待俘虏的政策,然后登记造册,并征求各人的意见,愿意跟我们的就跟我们走,上山打游击,家里有困难的,就每人发给2—3元银洋,让他们回家。这一仗仅仅化了两发子弹,就缴获了敌人的一挺机枪、一支驳壳枪和七、八支步枪,1000多发子弹,俘虏了全部警察。经教育后,其中有七、八人加入我们队伍上山打游击。既解放了雅璜镇,又壮大了自己。后来才知道是在做好策反工作的前提下,加上一点武力而解放的。
这些工作和小小战斗,都是老同志对刚入伍的新同志革命意志的培养和锻炼。
三、既有宽松的自由,又有一条铁的纪律。在学习、工作讨论中是非常自由的,大家可以各抒己见,讲错了也不要紧,从来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但执行纪律是十分严肃的,凡犯了错误,该处理的要处理,决不纵容姑息。3月中旬左右,我在干校学习时,在诸暨陈蔡不慎摔破了一口碗,除了检讨外,还要作价赔偿。一个同学丢了一只筷子,也要赔上一双。4月底,一个刚入学的同学,在诸暨陈蔡执行放哨中,喊错了一句话(即把“啥人”喊成“哪一个”)而误伤了一个同志,除了作检讨外,还受到“关紧闭,吃淡饭一个星期”的处分。一个被俘虏入伍后升任为副班长的×××,与驻地的一个妇女搭上关系,经检举查证确实后,在女方夫妻下跪求饶的情况下,照样把这个副班长处决了。在战争的环境中,男女同志往往是睡在一间房子里的。但从未听到过有男女关系的发生。
四、为求得全中国的解放,甘心情愿过艰苦生活。在四面都是敌人包围的游击战争中,其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从司令员到士兵和其他工作人员,除了供给伙食,每人每月发给6公斤代米票的茶水费外,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有什么吃什么。四明山上群众生活是清苦的,似乎常年吃玉米和蕃莳,很少有大米,当然我们也不例外。有时在敌人的追击下,一时无法供应粮食, 就天天吃竹笋,到了海边则餐餐吃鱼虾。竹笋、鱼虾都是好东西,但一连吃上几天,在没有油水和其他佐料伴和的情况下,也是难受的。在游击战争中,由于战斗比较频繁和防止敌人偷袭,是不能脱衣服睡觉的,而且时常与稻草打交道,上一束,下一把,还不能解开。有时能盖上一个破被胎,大家就围成圆圈,把脚伸进被窝里,胸腹盖上一把稻草,头枕枪杆子,就可以睡上一个好觉。洗衣服的机会是很少的,有时也不敢轻易换洗,因为行军频繁怕干不了就要走。久而久之,几乎每人都会生虱子、患疥疮。有的同志打趣说:“不生虱子,不患疥疮,就不是游击队员”。山区的道路条件大家是清楚的,基本上是羊肠小道,黑夜行军又不准打手电,每人背上或手臂上缚上一块白毛巾,一个跟着一个走。有的来自杭州、上海的青年学生,根本无法行动,我们就把他(她)们扶着走,有的干脆用两根毛竹缚上绳子抬着走,跌倒了爬起来再走再抬。在大雪封山的情况下,为了不暴露痕迹,还要顺着溪坑的水流走。有时遇上雨雪或敌人追击,既冷又饿,但从来未听到有人叫苦。有的同志还风趣地说:我们住的是高楼大厦(高山上),吃的是山珍海味(竹笋和鱼虾),坐的是沙发,睡的是席梦思(柴草)。说实在的,那时我们这些“土包子”还不知道什么叫沙发和席梦思。因为他(她)们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1949年6月1日,中共天台县委、县政府正式成立。我们才有统一的供给标准,即每人每日0.75公斤大米、7钱盐、4钱油。每人每月0.5公斤猪肉和4两黄烟的生活补贴,到1955年9月机关工作人员才全部实行货币工资制。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22日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解放诸暨枫桥。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布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25日我们23个台州籍的同学被分配到台属工委。从枫桥经嵊县、新昌、天台、宁海,昼伏夜行,经过7天7夜的长途跋涉到了三门海游报到。
5月23日,国民党“长江”部队逃离天台,在三门海游整军、整风的台州地委,浙纵四支队,天台县委,县大队等武装向天台进军,24日,天台解放。25日中共台州地委书记、第四支队政委、支队长邵明率领四支队和浙东行署第10办事处的工作人员300余人进驻天台城。中共天台县委书记邹逸等负责接收天台国民党的党、政、文、财等机关。(写于199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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