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徐启明这个名字是在1936年的夏天。一天《黄海潮报》（田济川主笔，商报性质）上登了一条新闻，说“岛邓家村（原崮山区）的小学教员徐汝助（徐启明的原名）因体罚学生被管理公署教育股着令解聘去职”云云。当时不明底细，曾心生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多年以后，见面说起来，他才告诉我，其实是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因为不敢说他是赤色分子、共产党员开除他，只能借口体罚学生着令解聘，以欺骗舆论。这件事说明徐启明同志在抗战前就已经参加共产党为革命工作了。
1938年的春天，听说他参加三军三路并随军西上蓬（莱）黄（县）掖（县），具体情况不清楚。1939年初夏，他忽然回到威海区（那时为威海行政区）。殷少欣同志（当时的特委书记）告诉我，徐启明是胶东《大众报》的发行部长，来威海检查报纸的发行情况，认为比较满意后离去。我与他只匆匆见过一面，未及细谈。那时他还年轻，不足30岁，一幅当时青年人所共同具有的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派头。
1941年9月，我离开威海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之前，听说他已被派到东海地委组织部任城工科长，颇感诧异。怎么又改行了？怎么又回到地方上来了？后来多少打听到些传闻，说他因组织关系某个历史关节不够清楚，放到下边来，让他在艰苦环境中一边锻炼考验，一边寻找证明人和证明材料。我想这倒有些道理，因为他终究是敌占区里的人（原威海港西区松徐家村），要在威海区里开展工作，总要有些社会关系，有些便利条件，故而也就不再怀疑了。
1944年初春三月，我离开威海两年半后，又重新回到威海县委工作，担任县委书记。徐启明同志这时已在威海县委担任组织部长了。当年七月，东海地委正式书面通知任命他为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原任县委书记刘锡荣同志因病早已离职休养。徐启明同志在处理与他的关系上很慎重很稳妥很好。刘锡荣同志是个工农干部，病后心态变得十分脆弱，成天间心神不宁，影响睡眠和休息。徐启明同志总是善加劝说，释其疑念，劝他安心养病。这是很难得的。后来，我和他相处共事，两三年间他也给了我很多帮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组织观念很强，一贯服从组织安排。刘锡荣同志是个工农大老粗，工作大胆泼辣有余，细致踏实不足，作风方面的缺点不少。但他却很尊重他，甘于作他的助手，配合得很不错。我年纪比他小近十岁，资历也比他浅的多，社会经验也没有他丰富。但他对我同样很尊重，做副职很自觉很自然，工作上配合默契，非常协调，使我省却去很多麻烦，很多心事。
由于他的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他与机关干部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好。我的领导作风比较简单，有时甚至粗暴，往往当着面或者会议上公开批评干部，使有些同志吃不消，下不来台，面子上过不去，有的甚至背后发牢骚掉眼泪，说我“威有余，德不足”。徐启明同志为我做了不少解释工作，帮了我不少忙（俗话说帮擦屁股）。他总是耐心替我解释，说服他们要正面领会领导同志的意见和批评，直至他们心服口服。同时又劝说我“买卖好做，伙计难割”，要注意团结好同志，搞好工作关系。
在对某些干部的评价上，他把机关同志的反映告诉过我，我大部分都接受了。但说我对干部“重才轻德”，我只表示以后注意就是了。我在区长联席会上表扬羊亭区长和城市区长工作大胆泼辣、开拓精神好。他不同意，说他们两人“敌我不分”，“立场不稳”和伪军中队长“称兄道弟”等等。“称兄道弟”当然不好，但说人家“敌我不分”，“立场不稳”未免过分了，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历史证明，这两个同志都是好同志，至今还健在。他们的水平和能力就是比他人较高一些，胆子也大一些，机动灵活随机应变能力比较强。有些做法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敌占区工作方针问题，我三、四两个月带着武工队深入敌占区转了一圈，串了二、三十个村庄，接触了不少敌占区同胞和爱国民主人士，并且带部队拔掉了张村、双岛西山两个伪警据点，又和宋奇光同志一起攻克毛家口子据点，俘虏伪军二十多人，得到不少启示：如敌区内人心大变、敌我对比形势大变、伪军的疯狂程度大为减弱、报复行动大为减少等等。于是写了一份《关于敌占区工作问题》的报告，一面向地委报送，一面就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主要是讲“形势大变，形势很好，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些，不要拘泥于过时的一套”等。徐启明同志对这份报告，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也没有明确积极支持，只是默默地听着，任我去报告去讲。忽然有一天（大概是七月，正是炎热的夏天），东海地委打来紧急长途电话（那时解放区已开始装有电话了），要我赶到地委机关，地委书记梁辑卿同志要同我谈话。谈话以梁辑卿同志为主，组织部长宋惠同志也参加，说我给地委的报告他们已收到，说我对敌占区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说“敌占区的工作方针仍应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提醒我千万不要盲目乐观（宋惠语），麻痹大意，导致工作损失。并要我回县委后亲自传达地委指示挽回影响。我背着很大的思想压力回来后，即按照地委要求有召开了干部大会，传达了梁辑卿同志的指示，进行了自我批评。思想上不通当然也不可能愉快。只是按照党的纪律原则行事，“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在实行中看看情况再说，也即让实践来检验吧！说来也巧，不出一个月，八月底、九月初，大规模的对敌秋季攻势展开了，我军拔除了十七个据点，收复了绝大部分伪区国土。这场争论也就自然而然地结束了解决了，不再有人提起。
容忍误解，委曲求全，是徐启明同志一生为人中的一个大的优点，很好的品质之一。1945年九月，新的地委级威海市委成立，他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在搞机关生产问题上，市委内部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我对他提出过批评，说“组织部用党费搞生产、做买卖，赚了不少，干部受益多。我们宣传部没有办法，只能编月份牌（日历），出版后又买不出去，压力很大。”看样子他受震动很大，没想到我会那样尖锐地批评他。可从来未听他进行过解释，直到晚年。我感到很内愧，不应该小题大做，那样对他提出问题。
1948年春季，我已调离威海到东海地委工作。各县普遍开展土改整党运动。听说威海市委（县级）机关的整党运动出了大偏差。极端民主化思想泛滥，甚至失去控制。什么威海市委（指前地级市）出了两大官僚（一个于洲，一个章若明——即我），两大财阀（一个宋惠，一个徐启明），这根本是无稽之谈。说县级市委是徐家的天下（指徐启明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唐家的党（指徐的爱人唐文棣任组织部部长）更是荒唐诬陷之词。徐启明、唐文棣两人根本没有想到整党会是这样，会整到他们头上，简直无地自容。荣廉同志不知为什么竟然吞食鸦片自杀（未遂）。机关陷于一片混乱瘫痪之中。不得已地委派出丛亚藩同志（地委委员，公安处处长，曾任前威海市委委员，威海市公安局局长）前去帮助收拾整理局面。8月，地委调徐启明同志南下，他留下待产的妻子，一声未吭地走了。三十年后我在武汉见到他，他仍然未说一个字，我当然更不便去询问。只是唐文棣同志在和我个人相处时曾说过：“某某同志为什么那样对待我们？！”我未表示什么态度，也难以表示什么态度。在康生、饶漱石那条“搬石头，除障碍”的极左整党路线统治时期，一个县委书记有什么能耐控制和左右局面呢？况且事关同志之间的团结，我又不了解内情、详情，说什么好呢？只好什么也不说沉默而已。
徐启明同志南下以后发展很好，曾受过十年动乱的锻炼和严峻考验，得到中央和湖北省委的信任和重用。70岁后，还担任省委纪委书记，省顾委委员，省政协常委，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1988年，徐启明同志病逝于武汉，享年77岁。他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战友中的佼佼者，值得永远怀念和尊敬。谨写此文，以资纪念。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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