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在胶东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期间我被调赴山东分局高级党校第二期学习。42年6月回到胶东，被分配到党校工作了近半年。在党校工作时和第四队（县级队）的近40名学员一起在牟平县的鹊山区分散隐蔽在农民中间，共同渡过了当年11月开始的冬季反扫荡。冬季反扫荡结束后，我被调到胶东《大众报》社担任通讯联络科科长职务，同时兼任新华社胶东分社社长。因为各种因素，主要是个人主观努力不够，工作水平不高，写作能力不高，因而致使区党委宣传部不满意，决定再次调我回党校工作。而我由于有些问题处置不当和党校领导同志的关系不够好不愿意再回党校，同时也不愿意继续留在区党委机关工作，因而提出重回威海家乡工作的请求。
经过区党委组织部与东海地委联系协商，东海地委同意我回威海担任原来职务——威海县委书记。这样，我在胶东区党委机关渡过1944年的春节，节后便奉命调回威海任县委书记工作。
离开家乡两年多，即41年下半年、42年一年、43年又一年，共两年半的时间，家乡到底变得怎么样了？我十分挂念。
刚回到文威边区时，我感觉气氛有些不一样，很平和，老百姓情绪很安定，看不到战争状态下的惊慌不安，……。老百姓的这种情绪使我对边区的工作感到心中无底。这时，正好东海军分区派武装工作队来到威海，按照党管军事工作的原则要由县委书记兼任武装工作队政委，于是我兼任了武工队的政委。在县委会上，我提议由我带队进敌占区进行活动，一边活动，一边侦察敌情，相机进行斗争。为了方便部队的行动，我建议带着从敌人的宪兵队越狱逃跑出来的戚国经同志（原来是我在威中时的同班同学）做向导。县委原则同意我的意见，但考虑武工队兵员少、武器弱，单独执行任务有些困难。独立营政委宋奇光同志当即提议独立营抽调二连的一个排，由指导员于英斌率领与我们一起进敌占区进行活动。
经过几天的活动和了解，我的心情大有变化，很忧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老百姓心情很平静，对战局形势盲目乐观。老百姓普遍对二次大战，特别是太平洋战局的发展很高兴。日本军队和伪军则对战局前途绝望，战斗力和疯狂程度大为减低。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抗日军民特别是八路军声望大为提高，敌我力量的对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但老百姓对日伪军垂死前可能的疯狂挣扎普遍估计不足。由于我党我军有一段时间未进行抗击日伪较大的军事行动，敌占区有的老百姓甚至埋怨抗日军队和政府是否忘掉了他们。
（二）最重要最突出的印象是：在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大好形势下，由于我们打击不力，有的伪警察派出所和伪税警站（如张村派出所和前双岛西山的伪税警站都是没有武装的）却仍然照样在那里办公收税，作威作福，威吓老百姓，鱼肉人民而无人过问。当地群众很不满意，曾质问当地区干部“你们为什么不打掉他们？也不报告？”有些干部们说打据点是要事先报告，特别是内线关系的更要报告，要经过批准等等。
我听了以后感到很奇怪，很难以理解：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能打的据点为什么不打？于是，第二天晚上我们就组织兵力拔掉了张村伪警派出所，俘虏伪警察10多人，并由我羊亭区中队长率队迫降了前双岛西山的伪税警所，俘虏4人缴获一些有关物资。战后，我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写了通讯，报道了这起战事。由此揭开了此次敌占区内春季攻势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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