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山回忆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二、独闯北平寻找党组织(下)

Admin 发表于2016-05-16 19:48:59
  我草草吃完了饭,回宿舍拿了一本书,直奔大柿子树,坐在石凳上,边看书边等吴德竞。夜幕已完全降临,不远处的教学楼已是灯火通明,该是上晚自习的时间了,只见吴德竞夹着一本书,扮作去上自习的样子走过来。漫步在校园小路上,我如实地向吴德竞讲了与组织失掉联系的苦闷和来北方中学读书的真实意图。吴德竞沉思良久,放低声音告诉我,1939年秋,北平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一大批同志撤离北平到了根据地,只有少数同志坚持留在北平。目前的处境刚刚有所好转,学校里党员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在敌人统治极为严酷、城市地下斗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保存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革命力量。党组织采取严格的多头单线联系方法,只联系各自发展的党员,彼此不发生横的联系。吴德竞嘱咐我,先参加学校的一些社团活动,熟悉同学,熟悉学校,熟悉环境,等待时机,寻找组织。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徜徉在校园里,谈了很多,我的心里也亮堂了许多。有了努力的方向,我跃跃欲试地渴望融入学校的活动中。
  在北方中学,我的学习和生活渐渐稳定下来,我结识了很多进步同学,同班同学马静承,代树贞、代树纯姐妹都成为可以谈心的好朋友。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天气清爽,代树贞姐妹邀我一起去西单商场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和衣服。我婉言谢绝了她俩的邀请,决定按照地址去寻找崔锡泽老师。沦陷后的北平正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大烟馆、卖“白面”的铺子随处可见,一些靡靡之音和反动透顶的《支那之夜》等歌曲充斥耳边。经过日本兵营门口时,我看到站岗的哨兵让几个路过的学生给他们鞠躬,学生拒不行礼,日本兵就举起刺刀恫吓,并强行按下他们的头鞠躬。学生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含着泪水。看到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侵略者的气焰如此嚣张,我愤怒地一脚踢起路边的一块小石头,以宣泄心中的愤恨。看着日本人的暴行,我越发急切地找到崔老师,找到党组织。
  意想不到的是,我按照地址竟然顺利地找到了崔锡泽老师家。敲门之前,我曾准备了几种借口,以应对突发情况。当我忐忑不安地敲响大门时,头脑里想的全是出现陌生人该如何应对,但是门一开,竟然是崔老师亲自来开门。霎时间,我俩都反应不过来。崔老师礼貌地问我找谁,继而惊喜地大叫:“你是刘文懿,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崔老师把我让进屋里,一进屋就高声向师母嚷道:“我在青岛的学生到北平来了,快准备饭,在这里吃中饭。”师母笑着说:“怪不得今天早晨一开门就听见喜鹊在树上叫,原来是有远客到。”师母停下手里的活,利落地套上外衣,挎上菜篮去市场买菜,临走特意嘱咐我们包饺子吃。利用这段时间,我急不可待地向崔老师汇报了我的情况以及到北平寻找党组织的真实意图。崔锡泽老师听后叹息不已,感慨岁月的变迁,自己离开青岛6年,想不到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师生竟都离开故乡,在遥远的北平重逢。他告诉我,目前他在育英中学教书,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主办的教会学校,教学条件较好,学生人数也较多。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北平,由于日美两国还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育英中学暂未受到日军的侵占,变成了一座“孤岛”,也成了进步师生和抗日救国人士聚集之所。学校里抗日宣传活动很活跃,地下党在这里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细流社”读书会,意思是汇集爱国青年志士的涓涓细流,汇成抗日救亡革命的洪流。他们不仅在本校学生中传阅进步书报,还联系外校的积极分子和进步学生,利用合法条件公开进行群众性宣传活动。崔老师说一定找时间带我去育英中学多认识一些同学,并很郑重地告诉我,现在北平城内日本宪兵日夜搜查,特务暗哨无处不在,看谁不顺眼就以莫须有的“奸匪”、“通匪”罪名逮捕。学校里情况复杂,国民党三青团的便衣特务伪装成进步学生,混杂在社团组织里打探消息。现在鱼龙混杂,是非不明,要我谈话行动处处要谨慎,留心身边的人,遇事不要急于表态,多观察,多接触,多了解,一旦时机成熟,会找到党组织的。
  师母从市场回来,特意买了刚刚上市的金灿灿的大合柿(大磨盘柿)。合柿是北平特产,个儿大,两个就有一斤,柿肉像蜜汁一样甘甜。揭开柿蒂,一股浓浓的金黄色汁液就从蒂口涌出来,轻轻一吸,细甜蜜汁让人齿颊留香。吃光里面所有的汁肉,柿皮仍旧完好如初。我被师母按在椅子上,两手捧着刚刚洗净的大合柿,像个孩子一样贪婪地享受着美味。看着老师和师母忙碌地和面、擀皮、包饺子,我的心里感到无比温馨,在人地生疏的北平,这里是我可以放松身心的家。北方中学抗日宣传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学校里有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演唱会、诗歌朗诵会、募捐活动。我们广泛阅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和巴金、茅盾、曹禺的一些作品。我更喜欢苏联文学作品,如《铁流》、《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我们还通过育英中学、辅仁大学女中读书会借到了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柯仑泰的《新妇女伦》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同学之间相互相传阅,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进步书籍。深埋在我们心底的爱国火种,一经点燃,即熊熊燃烧起来。当时,许多女同学还受到旧礼教的束缚,有的甚至十几岁就被包办婚姻,因此大家对妇女问题自然很关注,经常在一起探讨人生的意义,形成共识,认为“女同学决不能为梳妆打扮而活着,绝不当没有本事的绣花枕头,将来也不做男人的附属品”等等。在这些探讨中,我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给班级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我很快就融入学校的各种活动中。我喜欢唱歌,不管是学校的大合唱,还是班级的小合唱,我都踊跃参加。我们常唱的歌曲有《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小调》、《五月的鲜花》、《打桩歌》、《大陆歌》、《伏尔加船夫歌》、《保卫马德里》、《游击队小调》等。《游击队小调》最受同学们的欢迎,我们无论走在校园里还是在食堂打饭都会哼唱着:“游击队,游击队,敌人飞机大炮一起来,我们只有游击战!一个汉子一杆枪,到处都是最前线……”
  另外,我还充分发挥撰写文章的特长,积极写稿,踊跃参与编辑黑板报、壁报、校刊、宣传栏。通过崔锡泽老师的引见,我还参加过育英中学的一些活动,很快结识了一些有爱国心和抗日热情的进步学生,有了自己的活动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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