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四方一带有名的中医，在20年代就领有胶澳商埠官方的行医执照，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正是凭着这些证件，1953年他领取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中医师证书”)。因此，父亲对上层人物有广泛接触。他帮助我获得了不少敌人的军事情报。陈介夫先生是日本留学生，与日本军界、情报界都有密切的联系，还在本市唯一的历史很长的一家日文报馆里任职。他与我们是邻居，还由于他参与经营“鸣康”和“斯宜”两家药厂，与“子俸药房”有业务联系，便更加相识。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通过做工作，我们两家成了朋友，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的情报。当时陈的堂弟陈志藻在日本取得医化学博士学位，日本准备让他回国为日本侵略军服务。陈志藻不甘心为民族敌人效力，一度处境艰难。我们得知这些情况后，便在陈志藻回国后，多方做他们的工作，不仅从中获得了日军制造生物化学武器等重要情报，还会同各方力量帮助他脱离了日本军方的控制和摆布，在青岛建立了陈任院长的“博济医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该医院的常客。该院的王丕先大夫(解放后任精神病医院院长)和张仲航博士(解放后是纺织医院有名的外科医师)都对我很友好，我可以在他们中间畅谈国事，宣传我党的主张。陈志藻的日本夫人去世后，陈很悲伤，每个星期天都要到他夫人墓前坐上半天。这时我与陈已成为知己朋友，便利用这个机会陪同他到墓地，坐下来谈心，做他的工作，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等政治理论著作。我以找他看病做掩护，把从解放区秘密带来的文件装在“阿斯匹林”药管里，悄悄地塞给他阅读。
陈的学问很高，在日本占领期间担任青岛医师公会会长，日本医师也受他领导。我们便利用这些条件为我党做了许多情报工作。我地下工作人员患病也到该院接受治疗。有的同志家住四方，我请陈为他看病，陈不肯乘车，而是与我一道步行到四方。至今还有好些同志都记得他。据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编印的有关青岛地下统战工作的小册子中记载，当时我们的同志都把“博济医院”当作自己的医院看待，连解放区的病号，都设法来该院就医。
1942年冬，日寇在胶东地区发动“火网大扫荡”，把从解放区搜捕到的数千军民关押在本市汇泉体育场内。他们饥寒交迫，不少人患病，情况十分危急。陈志藻通过多方关系，组织了一批医务人员，对被关押的伤病员进行治疗，还会同其他各方，在饮食方面进行了救济。市政协文史资料中对此有专题记载。一位同志还写了一本题为《政协委员传奇》的文艺作品，后拍成电视连续剧，在青岛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该剧就是以陈志藻的事迹为主要素材编成的。
青岛解放后，陈开设的“博济医院”改为公安医院。陈担任市卫生局第一任局长，后任市民革主委、市政协副主席。他离世前，我出面帮助他解决了入党和离休问题。
(二)解放战争潍县战役期间，有成群的敌军伤兵涌到青岛。我与父亲从中获取到下述情报：敌国防部派一些高级特务人员飞往潍县战区，监督其指挥人员，后被我军俘虏，关押在群众家里。其中一些特务乘我未弄清其真实身份之机，以贿赂和哄骗等手段脱逃来到青岛，拟买毒药返回原地毒死我看守人员后帮助全部俘虏脱逃。他们来到了“子俸药房”。几经我们与之周旋，他们不得已被迫暴露身份，向我们出示了他们国防部的特工人员证件，指名购买毒药“番木鳖碱”(又名“马前子素”)，并说，我们如能帮他们办好此事，一定有重赏，能发大财。为进一步搞到他们的情报，不使其阴谋得逞，我们谎称一定帮他们办成此事，便把一种外形和某些特征与“番木鳖碱”相似而又无毒的药物“水扬酸”，假充“番木鳖碱”交给了他们，而且套得了他们返回潍县的时间、路线、目的地等详情。我将此情况密写成紧急情报交给傅尚礼、傅尚贞(傅尚贞解放后任市工人文化宫书记)，派交通员急送解放区。
(三)青岛解放前夕，上级要求我们摸清地方上层人物的底细，写成报告送往解放区。(后来胶东区党委根据这些报告编印了数册《青岛调查》，发给接管青岛人员，以供查阅参考，对解放青岛起了限大作用。)
我和父亲对四方一带的上层人物逐个做了调查，由我发展的陈维风、胡升堂也参与进来(陈解放后在济南铁路局工作，胡在崂山公安局工作)。父亲常去这些上层人物家里看病，关系密切。由于当时的形势对我们有利，这些人的内心也很复杂，便于我们做工作，我们很快便摸清了他们的情况。在将情况按上级要求上报的同时，还争取他们在解初前为我们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当天早上，由王文起(解放后在中央安全部门工作，后曾任临沂文化局副局长)为主组成的一支武装纠察队开始行动，他们派陈正琳持枪乘坐一辆插有鲜艳红旗的黑色轿车来到我家接我。这一突然亮相立即在四方引起很大震动，并传到了当地官员的耳朵，他们立刻明白了我家的政治身份，不约而同赶到我家，一方面表示认罪，一方面表示来投靠，听候指示，按受任务。这些不速之客中有四沧区区长、警察局长、四方村的村长、保长等等，主要头头几乎都来了。因我参加武装纠察队赶往市政府、市公安局进行保卫工作，父亲便出面向他们讲解我党关于接管城市的政策。傍晚，我从市区赶回家来，也立即向他们做工作，根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也称“约法八章”)的精神，向他们进行了政策法令的教育，要求他们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军管会的命令，将所有的武器立即上交人民解放军，对文件、档案、资财等，要妥善保存，听候处理等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已在不久前，在我家秘密印刷并投送到这些人的家中。他们表示一定照办，我们做的这些工作都收到了好的效果。他们在我军接管工作前，在协助我们维持治安，保存武器、档案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有的下级官员还因这段工作有功，被我公安局留用、提拔。在四方的老居民中，曾流传过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说在解放前夕，我父亲和我在家中摆了“鸿门宴”，我父亲突然从怀里掏出手枪，“啪”地一声甩到桌子上，震慑了当地大小官员。那说的就是解放前后我们党在四方地区工作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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