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我在青岛崇德中学参加了大众解放中华抗日先锋纵队的抗日秘密组织，当时我年仅14岁，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1940年转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进行抗日活动而被校方“勒令退学”。
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党教导我们，要在更开阔的领域里战斗，首先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在群众中扎下根，做好自身的掩护工作。于是，我便在父亲的“子俸药房”安下身来。
党指示我们，要改造社会，首先要尽力改造好自己的家庭，不仅要把家庭变成牢固的立足点，而且更应争取家庭成为可靠的工作据点。我按党的指示这样做了。首先是做我父亲的工作。
我父亲原籍山东高密，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学生。当年，他在高密县立中学和蚕业专门学校读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等进步政治活动，并因此被校方除名。20年代来青岛谋生，先后在本市纱厂、四方机厂、铁路等单位当工人，生活一度极其贫困。
我家几代行医。祖父闯过关东。他在中俄边境、外蒙古、高丽等地谋生时学会中西医术，后定居胶县城关，开设“春和堂中西药房”，在父亲协助下，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为人治病，疗效颇佳。后来父亲自己开设的“子俸药房”里就悬挂着当年病家赠给的、上书“术贯中西”4字的大匾。
在父亲开设“子俸药房”时，四方居民以工人为主。自小过着贫寒生活的父亲，经常为贫苦工人义诊，无偿给他们治疗，深受患者及其家属的敬重。他最要好的朋友多是一些工人，其中有些后来被发展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可靠关系。
在日本人先后两次占领青岛时期，父亲耳闻目睹了日寇的种种暴行。当时我家住在遵化路41号，即今糖球会中心会场处，东邻就是一个日特秘密机关，我们日夜可以听见我爱国志士因被日寇折磨而发出的惨叫声。我父亲本人也曾被他们抓去，受过拷问和折磨。后来，父亲还曾被日本人推下火车导致腰椎骨折，留下终生残疾。因此，他极端仇恨日寇，越来越关心国家政治，整天阅读报纸和地图，和我们一起分析国内国际政治形势，渴盼光明来临。二战期间国内外几大战役的经过，他都记得很清楚。
当时，日、苏订有互不侵犯协定，苏联在上海设有“时代出版社”，出版《时代日报》、《时代》周刊、《苏联文学》、《苏联医学》等杂志，还出版大量进步的政治、文艺书籍。这些书刊，在本市有的书店和报摊上可以买到。我便常常买来供家人阅读和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我祖父的一位老友，其儿子王某当时在市图书馆工作，我通过他的关系，借来被封存的许多进步书籍，拿回家中和在朋友中传阅。另外，我们在崇德中学上学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和陈翼、王允桢曾把学校图书馆封存的大部分进步书籍秘密取出来，存放在孙金昌家，形成了一个地下图书网点。这些书籍，我也常常拿回家中给家人阅读。这也有助于提高父亲和家人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热情。
学习党的文件，包括毛主席的著作，对武装自己和家人的头脑，其作用尤为显著。我印象最深的是阅读和抄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情景。深夜里，我伏在写字台上，如饥似渴地一字一句认真阅读，越读心情越激动，心里越明亮。记得文件中最后两段话是：“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己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骤然间，我忘记了是暗夜，是地狱，显现在眼前的是希望，是无穷的力量!我还要按组织委托再抄一份，传给其他同志阅读。同时，还阅读和手抄过《<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件。这在当时，都是极其珍贵的党内文件，是我们向周围广大群众做工作的最有力的武器。家人中有的文化水平低，我便把一些基本的革命道理编成通俗易懂的革命知识读本，用大字写在笔记本上，供他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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