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卫国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记者由此采访了“三八”式离休干部梁松方老人。
进入梁老的家中，只见柔和的光线洒进室内，房间里温馨而清爽。
一件旧式的蓝色中山装，满头稀疏且整齐的银发，背已深驼。97岁高龄的梁老，安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接受记者的采访。看上去梁老气色不错，精神也饱满，只是听力有了障碍。记者在梁老家人备好的一块小黑板上，一面写下提问，一面聆听老人娓娓道来。
金榜题名，主修汽车制造专业
梁松方，广东省中山县（现中山市）人，生于1913年12月。广东南隅中山，历来是富庶之地，同样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1932年，年仅19岁的梁松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成为这一年广东省仅有的两个上海交大学生之一。他主修的是机械工程学院汽车制造专业。当时，这个学院分甲、乙班，甲班主修汽车制造专业，乙班主修航空工程专业，钱学森大师1930年至1934年便就读于交大航空工程专业。
上海交大曾是一所教会学校，对外语学习要求很高。交大的学生，在校时学习都比较认真，基础打得很扎实，想在上海交大混个文凭的人是吃不开的。学校每个学期的考试很严格，每种学科的考试一般为3个小时，题目特别多，答完卷子一般要两个半小时，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因此同学们平时学习都比较认真、刻苦，尤其到了期末考试时，都相当紧张。梁松方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业，毕业时进入当时国民政府直属的机动车研究所工作。
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步伐随之加快。当日本轰炸广东时，梁松方的父亲和妹妹不幸遇难。国恨家仇，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此时，随研究所迁往重庆的梁松方清醒地认识到“实业救国”已不现实。在上海交大读书期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与地下党有过接触的梁老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
1937年11月，梁老与交大的一位同学，拿着地下关系写给时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介绍信，从重庆到成都，又从成都坐卡车到宝鸡，从宝鸡改乘火车到西安。一路上关卡林立，沿途时时受到检查。他们穿着西装，胸前别着上海交大的校徽，随身带的小箱子里放着几本英文书，一把计算尺，一个画图仪器。每当检查时，他们就说是从上海逃难到重庆，想去西安的西北联大学习。看到他们是学生模样，一路放行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八角桌边，他们顺利通过了一位长征女干部的谈话与审查。几经辗转，1938年2月19日，他们终于到达了延安。同年，梁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在上海交大就读时打下的扎实外语基础，梁老被安排到解放周刊（解放日报前身）做翻译工作。他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火热的革命事业中。
听从安排，献身军工事业近20年
兵工，即军队内部从事武器制造的企业。在人们的印象中，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是一项十分隐蔽和高度危险的工作，而从事兵器制造同样也属于隐蔽战线，需要高度保密，且承受着很大风险。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要求“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此时，梁老正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学习政治、军事和技术知识。四个月的学习结束时，在成仿吾的推荐下，梁老被调到中央军委军工局工程处先后任技术员、一厂工务科科长。从此与兵工生涯结缘，并为此奉献了近20年。
1945年6月，梁老调至晋绥军区工业部牛沟一厂任厂长。1947年初又到山西省兴县协助筹建车家庄一厂并任厂长，负责全面生产技术工作，同时协助六厂的设计筹建工作。牛沟一厂主要生产掷弹筒、掷弹筒弹、机器及试制自动步枪。1946年7月21日，晋绥军区政委关向应在延安病逝，一厂职工为表达对他的怀念，决定将所仿制的自动步枪命名为“向应式”自动步枪。1944年到1947年，牛沟一厂共生产掷弹筒755门，掷弹筒弹120478发，自动步枪9支，各种机器42部，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战事。
当时的兵工厂条件十分简陋，针对人才急缺，兵工知识匮乏，大多职工文化基础差，不懂机械原理的状况，梁老利用所学知识为各类工种开办数学、几何、制图、力学等学习班和辅导班，积极培养青年技工和技术干部，使军工人员素质得以迅速提高。在梁老的领导下，大家边学习，边制造，边研制。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朱德总司令和贺龙司令员的充分肯定和表扬。谈到这些，梁老脸上充满了自豪。
梁老讲了一个细节，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是我党我军的重要舆论工具，可当时延安既没有电，又缺乏柴油和汽油。兵工机械厂便将汽车发动机拆下来代替发电机，通过实验和改装用木炭代替柴油，使党中央的声音和指示命令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时期，军用物资特别缺乏，大都靠自力更生来解决，譬如一些电台破损的调整旋钮都是他们用车床加工出的木制旋钮代替的。
从1938年至1957年，梁老从一名军工局工程处技术员到兵工厂工程师、厂长，直至西北兵工局副局长、西南兵工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近20年来，梁老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在军工岗位上为我们党，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默默地奉献着。
寡言力行，以党的教育事业为己任
新中国成立带来万新气象，人民群众热火朝天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中。1957年，中共中央从各部委中抽调一大批具有大学学历的高级干部到科技高教领域从事领导工作。有着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的背景，梁老在这一调整中，接周恩来总理一纸任命，于当年的10月份由北京调来山东工学院任院长，从此与高校再度结缘。
从1957年上任到1984年卸任离休，26年来，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换，梁老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己任，以公正直率、严与律己、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的作风，带领山东工学院扎实创新、稳步前进。26年来，他几乎听遍了所有任课老师特别是每一位新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他始终坚持走尊重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道路，坚持树立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博学实践、扎实严谨的办学理念和校风。为保护学校的持续发展，他曾以个人署名上书力谏国务院，坚决抵制外来侵占学校体育场的违规建筑行为。
由山东工学院到更名后的山东工业大学，一所地方院校在1999年以较强优势正式成为“211工程”项目院校，用50年的办学历程跻身到全国百强高校行列中。这对在此所大学主持工作26个春夏秋冬的梁老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与证明……
矢志不移，一心一意跟党走
1942年，我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由于康生搞“抢救”对象一事，使不少人蒙冤其中，作为从国统区投奔革命的青年，梁老亦未能幸免。康生的理由是：“你们有饭吃，念过大学，也有稳定工作，为什么还来参加革命？”在对梁老近一年的无情审查中，梁老始终抱着一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真理的追求之心，顶住了种种精神折磨。最后在主管军事工业的贺龙司令员的请示要求下，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的证明，梁老终于从康生的肃反运动中解放出来。至此，梁老更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忠诚。
文化大革命，梁老同无数领导干部一样，未能逃脱挨整的命运。记者同梁老的夫人戈老师交谈时，说到对离休前梁老的印象是：走起路来，身板总是笔直，疾步快走，如今背已弯了。戈老师说，这是“文革”遭受批斗、关进牛棚达两年留下的祸根。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文革”中，当成仿吾遭到批斗和陷害时，他正告造反派：“我是清白的，山东工学院的梁松方可以给我证明！”采访中，梁老手中始终握着1979年成仿吾写的《长征回忆录》一书，书的扉页上有成仿吾亲笔手写的“松方同志存”一行字。梁老几次抚摸着这行字让记者看，并喃喃地说：“成仿吾是老红军，老革命。”足见梁老与成老的深深革命友谊和战友情感。
是啊，从1938年在陕北公学与校长成仿吾相识，解放后又先后来到山东从事高等教育事业，“文革”中又同遭磨难，两位挚友，如今却阴阳相隔，怎能不令梁老感叹呢？
后记：
梁老与夫人是一对相伴了60年的革命情侣。
1949年，从西南军政大学财经学院毕业的戈桂兰经校长郑子祥作媒，与时任西南兵工局副局长的梁老相识相爱，1950年在重庆结为伉俪。60年来，虽历经沧桑，两位老人恩爱相携，比翼双飞。离休后，他们生活得丰富而充实，恬淡而规律。年已81岁的戈老如今仍打理着家中的里里外外，精心地照顾着梁老的生活起居，那种浓浓的亲情自然地展露着。
梁老长期受职业的熏陶，一直遵循着少说多做的原则，对过去的经历常常是淡淡的一笑。随着年事渐高，他在读报和看电视中有关革命史实的纪录片时，每每看到老上级、老战友的镜头时，都十分动情，能准确无误地脱口说出他们的名字，并只言片语地讲一点其中的故事。
{作者:李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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