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原来兄弟４人，两个哥哥因病早逝，寿田决定带我去青岛上学，这是１９２６年的事情。当时，寿田２７岁，我是个９岁的孩子，不大懂事，对大人的事情从不过问。记得在这个分公司工作的还有葛醒农、田德俊、宋鹤云，还有１名学徒。经理是博山人，姓刘，带眷住在外边，几乎不来公司办公。寿田和大家住在一起，和同事们处得很亲切、融洽，成为他们的核心。当时，正是大革命高潮时期，葛醒农等人对军阀统治极端不满，公开拥护北伐军，经常听到他们反对军阀、仇恨帝国主义的谈论。田德俊最年轻，把军阀头像贴到墙上用汽枪射击。葛醒农写了揭发青岛港务局黑幕的材料贴在港务局局长的大门上。
１９２８年，济南事件（五三惨案）前，寿田调济南工作。在经一路、纬一路“德成泰”煤号办公，继续为“同兴公司”推销煤炭。随后我也转济南上学。大约在１９３０年，寿田去经八路、纬七路找了一个小院住家，开办了一个养鸡场。葛醒农、张子敬也住在这里。我在育英中学上学，住校，也常回家。葛醒农对我讲过。他曾在青岛被捕。在狱中时，曾有个不知名的妇女冒充他的妻子，给他送过衣物。这时来我家的人比较多，葛醒农曾叫我去大门外胡同里给他放过哨。对他们的身分和活动我一概不知。记得从北平来了一对夫妇，男的复姓颛孙，寿田安排他们住在我家隔壁，在我家吃饭达一二个月，记得他们小声唱过《国际歌》，谈论什么人是托洛茨基派等。这些情况，寿田都知道。但寿田从未向我表露过他的政治身分。１９３７年我随平津流亡同学到了南京、武汉。１０月，我回济南取衣物，寿田在我的被子里发现了一份中共《抗战十大纲领》。他看后，说了一句“这是共产党的传单”，再也没说什么，我也没作解释。几天后，我去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同他通过二三次信。１２月底，党组织决定我去山西国民党十四军中工作，就离开了学校，从此与家中断了音信，再也没见到寿田。以后他曾在报上登启事找我，因我已在延安，无法通讯，只好作罢。
寿田为人宽厚，对朋友慷慨相助，平时少谈自己，加上我在外上学，很少回家，因此，对他的政治情况很少了解。解放后，见到二嫂，听说寿田曾经被捕，花钱托人保出，不久病故。又说被捕后，把他的书、信陷到井底。我姐讲，她听表哥张秀本说：幸好他藏在衣服里的文件没被搜出，不然就没有命了等等。这都是事后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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