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黄祖炎陵墓已经修好。宣读祭文之后，黄祖炎灵柩由众人抬着通过墓道缓缓移进陵墓。许世友、向明、郭子化等军政领导、黄祖炎亲属及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在墓前默悼后绕墓一周，向黄祖炎告别。
黄祖炎遇害的消息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迅即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震惊，深为失去一员爱将而惋惜。在百忙中于3月18日代表中共中央亲拟一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各中央分局、省、市委等单位。毛泽东在通报中指出“据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实为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1941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
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的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
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察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察这类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为吸取黄祖炎被刺杀的血的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于事发的第二天即3月14日向所属单位发出七条指示，指示内容为：黄祖炎同志被刺牺牲，说明“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具体之际，用刺杀、暗害手段进行报复，企图以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同样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要以这次事件为血的教训，教育全党，加强机关首长的保卫工作……
毛泽东看了山东分局的七条指示后，于3月20日写了一段批语，批语中说：“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必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毛泽东写的这个批语，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往全国、全军。
罗荣桓（最高人民检查署检查长、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瑞卿（公安部部长）、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萧华（总政治部副主任）于4月12日就黄祖炎被刺事件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谈到了黄祖炎被害经过，凶手王聚民的“罪恶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从这一事件中应当记取的教训。
关于王聚民的问题，报告说：王聚民系“恶霸地主”出身，1940年混入我军，1941年混入我党，土改时因家中被斗而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做处理。1950年调惠民军分区后，企图借组织力量向群众“反攻倒算”，遭到其家乡群众联名向王所在部队告发，告发信除揭发其父亲的“历史罪恶”外，还揭发他在1938年曾向敌告密我两个地下共产党员，要求军队组织给予他处理。惠民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因忙于其它工作未对此事引起重视，也未向上级报告。王聚民知道群众控告他后，情绪突变，惠民军分区亦未引起警惕，三日后仍让其到军区开会，致使王聚民乘机直接行凶报复。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于4月19日在报告上批示说：“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一件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毛泽东这个批示以个人名义发往全军、全国。
对一位同志的牺牲，毛泽东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连续作了三次批示。这是我党历史上少见的。也许这和战争年代他们之间那不同寻常的经历和交往有关。
（牛光升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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