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读过私塾。他喜欢看药书，学点医道，给亲戚朋友们看病、开药，逐渐就成了医生，他还请了一个姓朱的老师和他一块在家开业。由于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搬到了城里南关开铺子。开了段时间，买药和亲戚们连吃带用，花钱太多，铺子赔光了。父亲就干脆关门回家，不干了。但是群众还希望我父亲进城开业，他又第二次出来，在西门外白衣堂街外祖父家的房子里开了一家叫做“仁和堂”的药铺。
我小时候在家乡一个阿訇办的清真小学里念过一点阿拉伯文的字母。1912年，我记得村里群众把清真寺大殿里的一个皇帝万岁牌拿出来，砸烂烧掉了。从那以后，我父亲就在清真寺里办个小学校，这是我们周围10个庄子里的头一个洋学堂。我在这个小学读了几年书。小学毕业后，我进城上翠营中学。在中学学习的几年，生活十分艰苦。学校离家远，开始是住校，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一上学要带上一周吃的煎饼，再带几个铜板买点咸菜。直到父亲进城开药铺，我才能回家吃饭了。吃饭有了地方，但交学费、买书没钱怎么办?我就勤工俭学，包了一个教室，负责打扫卫生。晚上，还管一个大教室的煤油灯、反照灯的添油和擦灯罩子的工作。一个月学校给几块钱，我就用这钱交学费和买书。1927年我从翠营中学高中毕业，学校保送我到济南上学。
我到济南是要学医。为什么要学医呢?当时我父亲已经是一个中医大夫了。我家周围十几个村里的回族群众很多，大家有病愿看中医，吃中药。但我父亲的中医，对外伤和孕妇的难产解决不了，群众又不愿到西医医院去看病和住院。因为西医院的药都是西药，西药的用料里有酒。看外科要上药膏，药膏里边还有大油。住院就更麻烦，不是回民医院，吃饭很不方便。根据回族的习惯，对这些情况人们都接受不了，群众很希望能办个自己民族的医院，亲戚朋友们和我父亲也希望我学会外科和妇产科的一套手术，回家开业，和父亲的中医结合起来，解决回族群众看病、吃药和住院的困难。我就这样学了医。
我在齐鲁大学报名学医预科时，是1927年。医预科是学2年，学完后可以再到医正科学5年。我们医预科有60名学生，学两年后考试，我因为有机化学考了59分，没及格，不能去医正科，又留了一年级。在留级的这一年，医科办了医学的调剂学班，就是学配药。我的医正科专业是学妇产科，1935年医科毕业。
1935年在齐鲁大学医科毕业后，我感到单独工作还有困难，想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干两年，接触一下实际，还可以提高水平。正好，学校也希望我能留下，我就留在医院工作了。在齐鲁上学时，带我们的是妇产科的主任，他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五大夫或五主任。1936年他回国休假去了，妇产科由恺大夫代理，她也是英国人，我们在医院工作的两年是恺大夫负责指导。恺大夫人很好，但怕事情，胆子也小，不敢手术。她名义上是代理主任，实际上，她除了给学生讲讲课外，妇产科的一些临床和手术处理都是由我和我的同学唐玉德两个人负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我们俩人轮流，一个人负责一个月的妇产科的工作。当时，医院里我们的同班同学也很多，搞内科的、外科的都有，有难处我们共同商量就解决了。特别是妇产科和外科的手术都在一起，我也有机会对外科手术学习和掌握了一些，并且也操作了一些。这两年的实践很重要，也很有用处，为我后来的医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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