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曾部长告诉我，他已让组织部配备一些搞军工和搞贸易的干部，银行准备一些金子，并要我马上到苏中去找陈丕显同志和海防司令部，准备将来由苏中运一批黄豆和棉花到大连去。此外，还准备了报务员、译电员，携带密码和电台呼号，可能的话直接和分局通报。我到苏中(即今东台一带)去的时候是汽车送的，回来时因为盐城以南的桥被破坏了，改乘木船回到苏北。来去的时间大约半个多月。
我从苏中回到华中分局，组织部已选派原新四军二师军工部政委吴屏周、华中二分区贸易局长石云阶及从上海来的吴怡如(即刘景颢)等同志共40多人随我一道去大连。以后根据工作需要，等我来电后，再派人去。大概在10月底，我们从沭阳出发，经鲁南，由新四军张云逸副军长写信给滨北军分区和胶东军区，帮助我们过胶济路，走走停停，经胶东平度县城到烟台登船，1947年元旦到大连。
到大连后，我首先看到地委刘顺元同志，他是我在华中工作时的老首长。他告诉我，中央已把我的关系转来了，并介绍我同大连地委书记韩光等同志见了面。同时，听他说山东分局已派来曹鲁同志，任务与我相同。曹鲁同志原名曹辰力，是我的熟人，他曾任过华中六合县县长，据说黎玉同志派他来大连时，要他时刻记住山东给他的任务，故为其改名为曹鲁。
我到大连后，由于华中分局正向山东撤退，一时联系不上，地委要临时借我带来的干部，去加强大连一些部门的工作，同时使他们熟悉大连情况，将来对我们工作有好处。记得当时吴屏周到研究所，吴怡如到百货商店，石云阶到海关。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临时工作。
1947年3月，华东局派朱毅同志来，组织华东办事处，并带来曾山同志给我的信。主要内容是说，华中分局已撤消，他负责华东局财委工作，要我协助朱毅同志把华东各地区、各部门在大连的工商企业全部统一起来。这些企业的一切物资、现金及不动产全都交给办事处使用，不得转移。同时，胶东也派来周嘉琳同志，首先统一胶东各部门在大连的企业。"
朱毅同志来后，商得大连地委同意并经华东局批准，成立以朱毅同志为书记的华东财委驻大连工委，我和曹鲁、周嘉琳、朱宏升(山东渤海区派来的)等同志参加工委。工委下设立2个委员会：一个是兵工委员会，对外叫建新公司，由朱毅和曹鲁同志负责(后来谭光廷同志去了，朱任经理，谭任政委，曹任秘书长)，任务是筹建炮弹厂及恢复为制造炮弹提供原材料的大连炼钢及满洲化学等工厂。另一个叫财贸委员会，由李竹平、周嘉琳、高竞生等同志负责。下面有3个摊子：一个叫大华公司，负责统—胶东各单位；—个叫东顺昌，是渤海区党委的；新成立一个复丰商行，派王瑞庭任经理，接受和处理华东运来的物资，扩大山东已经开展的对大连及对苏、朝的贸易，采购华东战场上急需的物资，负责与华东物资来往的海上运输，为建新公司所属各厂筹措经费\\.
当时还没有用华东办事处的名义。陈易同志来大连以后，进一步缩小了大华及东顺昌的任务，后即全部停止了大华等的业务，成立了华顺商行，把大华等公司的一批干部并入华顺。这时，华东在大连只有2个机构，1个搞兵工，叫建新公司；1个叫华顺商行。1947年秋天，成立了华东财委办事处，对外叫华顺商行。
工委建立后，由于华东局的领导和地委的支持，工作是相当顺利的。建新公司派出大批由华东来的干部，接收了甘井子一部分工厂，并很快地恢复了与生产炮弹有关的部分厂子。同时委派在大连病休的原新四军二师军工部部长吴运铎同志任引信厂厂长。商得地委同意，把吴屏周同志调回任炮弹厂厂长，抓炮弹厂筹建工作。在他们选定老龙头为厂址之后，经过严格的审查，立即调去一部分干部和工人，同时在公司里还留用一批日本技术人员作为顾问，解决—些较困难的技术问题。并决定，立即把大连机械厂(厂长是王敬之同志)一部分较好的机床拆卸装箱，运到甘井子老龙头。我们觉得应该向苏军驻军司令打个招呼，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那位司令不允许我们在大连搞兵工生产。" b7 K) X: s- X" e/ M% D' K
就在这个时候，肖华同志来了，找朱毅和我去，记得地委书记韩光同志也在座。当我们汇报我们的任务、工作情况以及目前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后，肖华同志首先分析了东北形势。他说，东北解放区得天独厚，像坐在沙发上，背后苏联是大沙发；西面外蒙古，东面朝鲜，是两张小沙发；大连是前面茶几，看守着南大门。华东战场打不好，影响华北；华北打不好，将影响东北。大连必须积极支援华东前线。同时批评我们，不应把我们的工作向苏军报告，因为他们与蒋介石有外交关系。他要我们回去后，立即把机器运往炮弹厂，不要再和任何苏联人打招呼。为保证大连和华东海上运输的安全，第一，应当做好保密工作，要地委给我们辟一个专用码头，来往物资不要经过海关检查，凡军用品包括弹药、汽油、兵工材料及钞票纸等一律免税；民用品由华东办事处按月将税直接交到地委(实际上我们没有采购过民用物资)。第二，船员可以武装起来护航，但在大连不得着军装和携带武器上岸。
地委和我们都按照肖华同志的指示做了，一切都很顺利。当我们到车站去运被苏军封存的机床的时候，在场的几个苏联军人一句话没讲，就远远地走开了。地委又决定把小港作为我们的专用码头，除山东海防司令部所属的船只外，其他船只一律不许停靠。这时候来了一位苏军校官，高竞生同志接待了他。他问：“小港是你们的专用码头吗?”高说：“我们是正当商人，要发展对苏、对朝贸易，货运很多，需要这个专用码头”。他说：“我也是正当军人，和你们打过很多交道，是老朋友，希望你把你们船的形状和标志告诉我，我可以通过我们的海军朋友，在进出港口时给予方便。”后来高竞生同志把我们70多条汽船的形状和标志交给了他。这次交谈以后的2年多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10多条船日夜进出港口，从未受到留难。当然，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一次听说苏军管理的旅顺仓库里，有很多日本炮弹和炮弹壳，高竞生同志找到与他很熟的管库的苏军少校，想要这批炮弹和弹壳，这位少校当面拒绝，结果是不欢而散。这又一次证明我们犯了方法上的错误。因为两天后来了一位少尉，他表示要把仓库里的这批炮弹和弹壳送给我们，但要严格保密，否则，他将会受军法处分。
机床运到兵工厂后，那里的同志紧张地进行试制工作。1947年9月，我们都欢欣鼓舞地传递着炮弹已试制成功的好消息。但是就在第一次试验时，不幸事件发生了，厂长吴屏周同志在这次事故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工人出身的厂长吴运铎同志负重伤，鲜血染红了全身。吴运铎同志没有被负伤而吓倒，在医院里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在病床上学习了日语，以便查阅日文技术资料。当他可以行动的时候立即回到工厂，和广大职工同志一起继续我们的事业。在以后2年当中，老龙头生产了大量的炮弹和发射药，运到华东，用蒋介石送来的大炮回敬蒋介石。
1947年前后，蒋介石大举向胶东进攻，这时我们经济上几乎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山东人民支前任务十分繁重，很多物资运不到海边,而解放战争却需要更多的兵工材料和军需物资。特别是蒋介石送来大批汽车和坦克，我军却没有汽油。为此，我们不得不把山东运来的近2000吨花生油，全部换成苏联的7000多吨汽油。同时，建新公司的开支也日益增加。此外还要供给华东撤退到大连来的大批干部的生活费用。工委考虑后，决定由曾山同志派来传达任务的华东财委生产部长陈易同志和我一道经朝鲜去哈尔滨，向东北局求援。10月底到哈后，李一氓同志带我们去见李富春同志。在我们汇报后，富春同志当即决定：(一)建新公司所属各厂经费，从1948年1月起，全部由东北局负责，今后不要华东1文钱；(二)生产的炮弹和发射药，全部运往华东，东北不要一颗炮弹，一斤发射药。现在回忆起来，富春同志不仅这次给华东解决了困难，1948年他到朝鲜商谈贸易时电召我去，除听我汇报了我们在大连的工作外，他还告诉我，华东可以从朝鲜提供我国的货单上，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货款由东北局支付。这次我们购得华东急需的电解铜、电解锌和炸药等。
陈易同志于1948年初回华东后，曾山同志有电报给我们，说建新公司由东北领导。但我们和建新公司真正分开(主要是干部)，是在1948年4月。当时我回华东汇报工作，曾山同志决定：撤消大连工委，将建新公司和华东财委大连办事处分开。建新划归东北领导；华东办事处仍由华东领导，由谭光廷、李竹平、高竞生负责，任务如前。此后办事处和建新公司的关系，就是他们生产的全部炮弹和发射药，由我们运往华东。
回顾建新公司获得的成就，我认为1948年以前，首先是得到华东局特别是曾山同志的关怀和支持；1948年以后，又得到东北局特别是富春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其次，在开始建设时，肖华同志关于对苏军的工作方法以及与地委关系的指示，是工作取得顺利的主要保证；第三，大连地委的大力支持、是取得成绩主要条件之一；第四，朱毅、谭光廷、曹鲁、吴屏周、陈一民、周家华、陈克奇(以上各位已离开人世)及谭伟、郭石等同志，在建厂和生产中，团结全体职工，包括一些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都付出了极大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吴运绎等在一线工作的同志，都以无比的献身精神，不畏艰难险阻，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第五，也应当提一下华东办事处的几十名干部，几乎每人每晚要用自己的肩膀扛10吨左右的物资，从仓库搬到船上。很多同志病了，但一想到前线的需要，又都一跃而起；第六，还要提到的是山东海防司令部70多只汽船上的近千名船员，2年多时间里，他们经常穿插于敌人兵舰封锁的大海上，特别是1947年秋季以后，敌人在山东沿海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在成山头里面的小港俚岛，在海外大约10华里的海面上,有时还有2只兵舰封锁。但是，他们从没有间断前线急需物资的运输。他们在与风浪搏斗的时候，像一只勇敢的海燕，在遇到敌情的时候，又都拿起武器，是一个无畏的战斗集体。可惜这些同志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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