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名尚猷，又名瑞图，字祥符，原籍济宁城东南乡南贯集村，一八九一年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他在兄弟们中，虽行大居长，却一向不理家政。学生时代他就很关心社会问题，善于社交，仗义疏财，视济贫扶危为乐意。我记得，他有一个同学叫谢星元，在旧社会官场供职，因性情耿直，不逢迎上司，被排挤于仕途之外，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投奔我父亲，在我家食宿长达二十余年。我兄弟姐妹都称他伯父，如同自己家里人一样。
父亲高中毕业后，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曾在潍县做过一任烟酒税务局局长，不久即卸任到济南闲居。一九三三年，因祖母去世，父亲回到济宁，仍然赋闲。后来曾组织过农民协会，并任会长。
一九三七年，日寇攻占平、津之后，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当时驻山东的国民党第三路军节节败退，济南沦陷，济宁随之一片混乱，人心惶惶。父亲打算携家眷到乡下避难。这当儿，济宁城内的商会代表、大买卖家及一些头面人物，都纷纷出面挽留父亲说：“日本人来了，得有人出来维持局面。你老兄要为我们大伙的生命财产着想，最好就别走了，我们一定感恩戴德。”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大家的想法我理解。但我不想这样做。你们最好也不要勉强我去做。”又有人讽刺、威胁地说：“祥符兄可能别有高图，我们不敢强人所难。不过事后可别后悔，请三思而行吧！”父亲也不甘示弱地说：“我姓高的前半生无所作为，后半生可能仍是无所作为。就是闲一辈子也决不端日本鬼子的饭碗。请诸位拭目以待！”那些人看父亲态度坚决，才不再纠缠了。随后，父亲就带着全家人从济宁城里回到南贯集村。
一九三八年一月，济宁城沦陷了。父亲看韩复榘的部队惊慌地往曹州（现菏泽市）方向逃遁，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难当头正是用兵之际，可他们连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都不如！”也有人多次劝我父亲南逃，并说：“这年月，象你这样的人，如不逃走，不是替日本人干事，就很有被他们杀掉的危险。”我父亲说：“南逃找谁去？愿不愿当亡国奴就全在自己了。”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提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全国各阶层中引起很大震动。我父亲在这种形势影响和党的方针政策感召下，便酝酿着组织一支抗日队伍，在敌后进行活动。这时，我的一个姓冯的表叔和本家一个叫文光的三叔，曾喋喋不休地对我父亲说：“老蒋、老韩都不行，你能有三头六臂！就是能拉起几枝枪来又顶什么用呢？还不够给日本兵垫马蹄子的哩！”可我父亲坚定地说：“我决定试一试，卖卖老，就是倾家荡产，豁上几条人命民心甘情愿，誓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等拉起队伍后，我若高兴了，就带着人去逛济宁的太白楼、小闸口，给日本侵略者个眼色瞧瞧。”我那个表叔听后说：“好啦，话就说到这里。如果你一意孤行，以后可就别怪我这个老表亲不相认了。”兖州沦陷后，我那个表叔很快就当上了日伪滋阳县六区区长，他二弟也当上了娄公镇镇长。此后不久的一天，一大股日军从济宁出发直奔南贯集村而来。全村人能跑的都跑了，我的叔伯克弟们也都准备到泗河东去逃难。我父亲沉思良久后，对我们说：“你们走吧。我不走,我倒要看看日本人能把我怎样。”他不走，我们全家人怎么能走呢？僵持了好大一会，他才把我们送过河，又独自回到家中。日寇在我村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就上邹县去了。随后我们又回到家中，父亲曾笑着对我们说：“日本人想抬咱的大缸洗澡，我不让抬，说洗澡可到路北大坑里去。双方都说了此互相听不懂的话，结果被我去走了。”我们听了，都觉得父亲挺有胆量。
父亲为了组织抗日武装，真是煞费苦心。为了筹备资金买枪支弹药，他把田地、宅基上及祖林里的树都卖了，买了一部分武器。另外，他又想法“起”了一些枪。所谓“起枪”，就是硬性收缴周围村庄地主富户看家护院的枪支。后来，又在南乡张家桥、石桥一带收容了一部分散兵激勇，并获得一些武器和马匹。就这样，他很快就拉起了一支近二百人的队伍，起名“抗日救国自卫团”。父亲任团长，参谋长是济宁城西姓刘的。队伍住在南贯集村东西两头玄帝庙和关帝庙内。团部设在我们家里，下设三个大队。这时候，我记得多次见过冯起同志带着短枪到我家里同父亲亲密地交谈。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邹西一带党组织的负责人，父亲就是在他的引导帮助下参加革命的。
自卫团成立不久，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大队长李长锡与济宁日伪警备大队长刘本功暗中勾结，打算刺杀我父亲，拉着队伍投降日寇，事成由日伪委任李为警备队中队副，驻济宁城北戴庄一带。父亲得知了这个情报，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表面假装不知此事，让人通知李到我家研究军情，并在西屋里设下了埋伏。李来到后，父亲一面伴作与他商量事情，一面在桌上摆些茶杯酒盏。摆来摆去，父亲“当郎”摔了一个杯子，伏兵齐出，李未及反抗就被擒拿，关了起来，及时粉碎了李的叛变活动。不久，日寇对自卫团进行合围扫荡，李乘机逃跑，投降了敌人。后来他曾带领日伪军在兖州城南娄公镇袭南昌我父亲的自卫团，并企图枪击我父亲，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三九年夏初的一个拂晓，驻济宁、鱼台、兖州、邹县的日伪军，又一次合击父亲带领的抗日自卫团。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父亲被迫带领队伍撤离南贯集，向泗河东转移。随后日寇占领了我村，把我家的房屋财产及民房数百间一火焚之，大火持续了好几天。那次从兖州出动的日军，在娄公镇将我的三舅父杀害了。从此父亲就在泗河东一带活动。由于房屋被焚，我们全家包括年迈的祖父，只好跟随自卫团到处流动。后来父亲感到带着家眷活动极不方便，于是通过关系，将我全家人送往兖州天主教堂暂住。我们途经兖州城南大马青村时，被日伪便衣侦缉队打劫，抢走了我们携带的东西，绑架了祖父。后花了很多钱，才赎出人来。祖父经此惊吓和折磨，不久就病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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