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圩港公所桥一战。那是1945年8月，我所在的靖江独立团第三营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发出了“立即行动起来夺取城市”的指示，具体任务是拦截盘踞在公所桥附近拒不缴械的日本鬼子。
天黑的时候，部队赶到了目的地七圩港同泰庄。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看见靖江城南门大开，一队全副武装的日军出了城门，分成两股向我伏击部队方向拥过去。我们立即投入战斗，成两面出击之势，左抵右抗，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好几位战友牺牲了。
突然，在我们阵地的西面响起了枪声，我们以为是友邻部队赶来支援了。营长命令我和4名武工队员速去联系。可是我们刚跑出二百米地，朝西一看，不好，来的竟又是日军，形势已不容我们再有任何考虑了。我们迅速迎上去，与这第三路的日军展开了激战。
这路日军见我们人数不多，又没有重武器，便向我们猛扑过来。我们先用驳壳枪还击，而后便跟扑上来的敌人“转坟头”。就在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武工队员孙纪章的胸膛。武工队员汪干堂正要和我上前去抢救，不料他也中弹倒下了。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另外两名武工队员杨永忠和吴少奇，也英勇地战死在阵地上。一个日军见我还活着，就抽出指挥刀，朝我“叽哩哇啦”地冲了过来。我从这个坟头转到那个坟头，日军也就随之追到那个坟头。我接连跟敌人转了五六个坟头，来到一条河边，连甩两颗手榴弹，乘爆炸的刹那间，我过了河，钻进了一片竹林……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日军死伤20多名，我们有12位同志光荣地牺牲了,其中4名是与我朝夕相处的武工队员。特别是汪干堂，与我同年出生，同年参军，同在一起打仗，可算是情同手足。
3天后，我们接到命令，围攻靖江城开始了。靖江城虽然不大，位置却很重要。它距八圩港口18华里，与江阴要塞隔江相对，是江北的一个桥头堡。这时，日军已经逃走了，守城的有伪警察四百多人，兵员虽不算多，但武器良好，弹药充足。8月11日，总指挥部正式发出围攻的命令。当夜，我军各个连队按规定进入阵地，开挖工事，查点各种攻城器材，四城门外都埋上了地雷，架好了机枪。东兴区的民兵还架起了自制的土炮，不时向城内开炮。各种宣传工具更是发挥了巨大威力，使伪军惶惶不可终日。
围城期间，城内我地下党的同志也在进行着紧张而艰险的工作。盛仁东同志原是我党特别党员，受组织派遣打入敌人内部，当了伪警察局司法课长。在围城的关键时刻，他当机立断，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敦促伪警察局长陶明德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归向我军。终于，陶明德打开城门，率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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