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泉城山水展新姿
我在鲁中南区党委所在地临沂度过了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11月上旬，我正在曲阜一带检查工作，接到山东分局电报，要我星夜赶到济南。是什么事，没有讲明。那时，干部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我马上动身。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经过与铁路局联系，坐手摇的压道车连夜兼程，可谓“不俟驾而行”。到后才知是调我任济南市委书记。
济南市原市委书记，是刘顺元同志。他是位老同志，任旅大区党委书记期间，同苏联驻军某些人的违纪行为和大国主义倾向作过斗争。这事被反映到苏联髙层领导那里。1949年夏，刘少奇同志访苏时，斯大林问道，你们有个刘顺元，现在哪里？少奇同志告诉他刘在济南任市委书记。斯大林说，他是个反苏分子，怎么能当市委书记！少奇同志将此事报告中央。中央决定将刘顺元同志调离济南。这桩事，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则不得不这样做。不在这件事上给斯大林一个面子，中苏之间很多大事的谈判就难以展开了。后来，中央任命刘顺元同志为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当年11月18日，我正式接手济南市委书记的工作。翌年2月，市长姚仲明同志出任驻緬甸大使，我又被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为市长和市协商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关干加强财经工作的有关规定，我还兼任市财委主任，并照例兼任济南警备区政委。人们戏称我集党、政、军、民、财大权于一身。这是解放初期地方领导机关较普遍实行的体制。当时，警备区司令员廖容标及后来接任他的贾若瑜等同志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济南是关内第一个被解放的大城市。从1948年9月24日解放到1949年4月渡江战役结束，这七八个月，济南集中力量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担负支援前线的繁重任务。淮海战役时，发动市民制作军服，运送粮食、弹药，抢救接待前线伤员，做出了很大贡献，实际上仍处于战时状态。1949年1月，济南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济南在历史上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著名，被称为泉城。旧中国时期，它是我国北方重要工业城市。不过，历经反动统治压榨和长期战争破坏，我到济南时看见的却是城市残破、经济萎缩、市场萧条的局面。1949年，它的工业总产值才1.18万亿元(旧人民币）。当时全市10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30家。济南的纺织业在旧中国算是有点儿名气的，当时全部纱锭只有50000多枚。机械工业是韩复榘和日伪统治时期兵工厂的底子，1949年只生产了40台机床。有个电厂，年发电量不足3000万度。剩下的还有几家面粉厂、火柴厂。商业，经营绸缎、布匹、百货、杂品的较大商户，如瑞蚨祥、隆祥等八大“祥”等，当时几乎奄奄一息。农业，1949年平均亩产粮食才60斤。就在我到职的当月，物价直线上升，农产品涨了80%，工业品涨了65%，人民生活极其困难。
当务之急是让人民能吃饱饭，把人心安定下来。我们依靠老区的支持，销售了一批粮食等人民生活必需的商品，对全市所有仓库存储的物资进行清査登记、加强管制，禁止囤积居奇，打击投机倒把，平抑了物价，稳住了市场。同时，积极组织生产自救，比如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疏浚市区内小清河、太平河。鉴于1949年夏汛期内，黄河水位出现了193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危及济南市区安全。1950年发动群众加固了两段长达100多里的黄河大堤。为了支援兄弟地区，市政府还挤出10万斤粮食，赈济鲁中南灾区同胞。市属机关干部和一些学校师生，将参加市政工程劳动所得报酬，捐给了全省的失业工人。
解放初期维护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很重。当时凌云同志①【①凌云同志调北京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担任济南市公安局长，他是来自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由于社会上的情况很复杂，不可能事事都打报告汇报，凌云同志常常来找我谈新的情况，碰到吃饭的时候就同我或其他领导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问题。我也常给他一些建议。有些事情大家一起分析，商定了就办，效率很髙。比如，1950年上半年我们就抓了一件比较轰动的大事一取缔“一贯道”②【②以后中央的文件称“一贯道”等为“反动会道门”。但济南最早开始这项活动时使用的是“道会门”。这里与原始文件保持一致。以下介绍“一贯道”的内容详见徐志剛《济南“一贯道”的罪恶活动及取缔情况》。载《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山东人民出舨社1992年版。】
“一贯道”是一个起源于山东、具有全国影响的反动“道会门”。早期名为“东震堂”。北洋军阀时期，失意政客路中一承办道务，取孔子《论语，里仁篇》的话“吾道一以贯之”改名为“一贯道”。路中一在1925年死后，流氓道士张天然（张光壁）继承之，号称“师尊”，设立了“四大坛”，后又开设所谓“中枢坛”，以济南为基地渐次向全国发展。在抗战时期公开投靠日寇，并让敌伪特务组织直接插手掌握“一贯道”，利用迷信活动麻痹、奴化人民。日寇侵占到哪里，“一贯道”就发展到哪里。其以伪善面目搞了点儿办学、施药、放粮、舍粥等所谓“慈善事业”，借以笼络人心。沦陷区群众被骗参加者人数甚多，仅济南一地道众曾达十万人以上。“一贯道”常常以对道要“忠诚”为名，让道亲（道众）检举告发“八路嫌疑”。日本特务机关并出款派专人以传道为名打入根据地捜集情报。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曾一度下令取缔“一贯道”，但暗地里却由特务机关派人积极操纵之。
1947年，“一贯道”在国民党支持下披上“中华道德慈善会”的合法外衣在南京设总会，而各地的“一贯道”仍多沿用旧名、旧习大肆进行活动。比如以事先训练好的“三才”，即所谓集“天才”、“地才”、“人才”于一身的青年男女，进行扶乩、在病人“求训问病”时以魔术手段“空中抓丸”、用事先藏好的大鸟表演“大鹏飞来”等等手段愚弄群众。而“一贯道”首领压迫道众，霸占、奸污妇女的丑恶行为更不胜枚举。
解放初期，“一贯道”曾散布“八月十五济南有水火之灾，九月济南有炮火之灾，十月国民党重回济南”。当国民党反动派耍弄假和平阴谋，蒋介石名义上隐退，搬李宗仁上台时，“一贯道”造谣说到三阳开泰帝王出世，帝王姓李，和平时就出来。”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一贯道”大肆造谣说：“八路军不死不走，现在大王爷扶乩，过阴历年时，叫大人小孩穿花鞋，八路军死在黄河崖。”还针对我发行胜利公债、土地改革等散布了许多谣言。
1949年，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专门派特务李淳然等，携带《道务整顿大纲》潜来济南，与“一贯道”总坛“点传师”岳子谦等取得联系，并在“礼化坛”向道徒鼓吹：要重整道务跟共产党撸到底”。
特务李淳然等两次秘密来鲁途中还在蚌埠、济宁等地联络“一贯道”道首，阴谋在解放军渡江时组织暴动扰乱我后方。岳子谦为此设立货栈作联络点，被济南公安机关侦破。
根据济南提供的线索，沈阳、开封、天津等城市也破获了“一贯道”在国民党特务操纵下，阴谋组织暴动的案件。
经周密准备①【①因当时济南市公安局留用了大量的旧警察，所以准备工作是非常慎重和周密的，对内对外部做了许多详细的规定。此图是当时济南市公安局凌云局长绐我手写报告的影印件，原件存济南公安局。】并请示省领导后，市政府于1950年4月颁发取缔“一贯道”的布告②【②旱在1949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就发布冉取缔一切反动道会门组织，但“一贯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反动道会门首领蔑视人民政府法令，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后被我们一一取缔。】说明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等政策。公安局于4月19日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面开始了取缔行动，查封“一贯道”的“佛坛”48处，捕获济南道长许衡甫及其他9名坛主或点传师，首恶无一漏网。从“一贯道”各坛査获有国民党印发的《防共须知》、《奸匪战法研究》，空白的国民党党员志愿书及陆、海、空官籍登记表，《明密码电报新编》及军用电报纸，还有买卖人口的契约、欺骗群众的工具等，证明了他们的反动、丑恶的面目。济南端掉了“一贯道”的老窝后，各地跟进，彻底取缔了这一反动“道会门”，消除了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一个威胁。
济南解放初期支援战争、生产自救、平抑物价、维护治安、加固黄河大堤等巩固政权、安定民心的工作用了很大精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称赞。“共产党的确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这种共识在社会上逐步树立起来了。但是，对于一个新政权来说，我们更需要“治本”的工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济南解放后，一度把工作重点放在街道上，在执行城市政策上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后，开始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到济南后，同市委、市政府其他负责同志一道加快了这个进程。我们认定工作中心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经过一番筹备，1950年6月，市政府设立计划委员会，通过《济南市都市计划纲要》，确定把济南市改造为“轻工业中心、交通枢纽和环境优美的城市”。在恢复和发展生产过程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重点扶持、发展国营企业（当时也称“公营企业”）。
在没收济南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加上从老解放区搬到济南的一些工厂，建立起40多家国营工业企业，其产值大约占全市工业产值的43%，是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加强国营企业党的工作，市委成立了负责公营企业的工作部。对国营工厂的发展，我们强调进行民主改革，开展民主管理，组织合理化建议，大搞劳动竞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这是在解放区的传统经验。那时，在东北比较强调学习苏联“一长制”，我们的做法与之不同。国营工厂通过民主改革，淸理了混迹于工厂群众中的封建把头、敌特和其他坏分子，惩处了数百名有民愤的坏人，建立起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和群众性的民主管I理组织。当时工人群众满怀翻身解放的喜悦，劳动生产积极性很高。市委因势利导，组织劳动竞赛。我曾到济南机床一厂，同工人们一道讨论学习沈阳机床厂马恒昌小组的经验，动员工人群众响应这个先进小组向全国发出的开展劳动竞赛的倡议。以这个工厂为基点，在市诚11个企业中掀起了竞赛热潮。生产很快就上了轨道，生产纪录不断刷新，涌现出了许多发明创造。济南机车车辆修理厂工人张怀玉等三人生产闸瓦，由日产15箱提高到160箱，《大众日报》为此专门发了社论。济南工业局第一机器厂，制成新式柴油打桩机，比旧机的工作效率提高许多倍。济南电木厂工人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试制成功了合成碳酸。
在重点扶持国营经济的同时，我们遵照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尽可能调动和利用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当时，济南私营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51%，有几家像点儿样子的工厂，比如苗海南的成通纱厂、张东木的东元盛印染厂、艾鲁川代理经营的裕兴化工厂等。恢复发展生产当然要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大多数工厂主经过解放后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教育，也稳定了情绪，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搞好生产。对私营工厂的工作，我们从上层、中层和基层三个方面来做。上层工作：吸收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代表性的人士，包括上述几位先生，参加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有的还当了副主席。全市成立了工商联合会，作为联系、团结、教育工商界人士的阵地。我经常邀请他们座谈，或者个别访问，当时叫作“当面做工作，直接做工作，经常做工作”。我反复对他们说，共产党给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办好你们自己的工厂，把生产搞上去，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市委、市政府，也可以直接找我。中层工作：
由市有关部门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研究生产中有关的问题，对他们在产、供、销环节上的困难，积极给以帮助解决。
基层工作：市委在重要行业里分别建立了党委和产业工会，派出干部深入工厂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一是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管理和封建把头制度；二是成立工会、建团、建党，把工人阶级组织了起来；三是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生产经验，例如1951年济南纺织业就开始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四是组织劳资协商，妥善处理生产经营管理和职工生活福利上的各种问题和纠纷。总起来说，一条是调动民族资产阶级搞生产的积极性，一条是依靠工人阶级。由于这些措施得力，私营工厂的生产经营很有起色，工厂主也赚了些钱。当时他们就说，生产之好超过旧社会的任何时期，从而大大增强了扩大生产的信心。张东木的东元盛印染厂，长期有“染”无“印”，名不副实，直到1950年他才增资添置―套印花设备。
经过紧张而艰苦的工作，恢复生产的成果相当可观。1952年与1949年相比，济南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多，而且国营工业的增幅和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都超过了私营工业。新办32家工厂，扩大了劳动就业面，职工增加了工资。农业情况也不错，市场供销逐步兴旺，物价稳中有降，第一批工人新村竣工，部分工人搬进新居。大家欢欣鼓舞，迎来了济南经济发展前所未有的最好年份。
我在济南工作期间，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生产建设，另一手是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即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一齐抓。
先说土地改革。当时的济南市土改任务不太重，因为它的郊区才有农村，不像现在还辖属好几个县。根据老区土改经验，我们强调在坚决依靠贫雇农的同时要紧紧团结中农，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切实执行党的政策，因而进展比较顺利。1950年春开始试点，进入农忙后集中搞生产，当年冬季全面铺开，到1951年夏忙前就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约有1.3万多户贫苦农民分得土地，贫雇农人均占有地由原来0.75亩增加到1.32亩。党在农农村的阵地巩固了。
再说抗美援朝。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对改变社会面貌特别是人们的精神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0年6月底，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7月份全市就发动和组织了反对美帝的宣传周活动。八一建军节召开了7万多人参加的群众抗议美帝侵略的大会。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之后，市委对全市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专门作了研究部署，从此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结束，但比较集中的是在1951年和1952年这两年。这个运动首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教育和国际主义自我教育，对克服长期以来在一些人心中存在的或崇美、或亲美、或恐美的思想，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深远意义。当时为此组织有关的学习，召开大小规模不等的各种集会，游行示威，发动签名，还进行了反对细菌战、防空演习、人口和重要物资疏散等备战工作。这个运动，对于筹集财力、人力，加强国防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济南市捐献了27架飞机，其中工商界捐了23架（苗海南、张东木各捐了一架）。
全市有3000多名学生、工人参加军事干校，500多名医务人员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通过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各级各单位制订和执行“爱国公约"，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济南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中，还清除了帝国主义在济南的残余势力。国际反动组织“圣母军”在山东的总头子杨恩赉（德国人）被査获逮捕。帝国主义分子林柯德（美国人）等被驱逐出境。外国教会办的齐鲁大学，经过动员、教育，成立了接受国家领导的校务委员会，收回了教育主权。基督教团体开展了“三自革新”运动，我曾经邀请他们的代表座谈，要求他们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
再就是镇压反革命。日本侵华战争中，在济南设有不少特务机关，解放战争中济南又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北方的重要战略据点。解放后有一批敌特人员潜伏下来，不断捣乱破坏，斗争十分尖锐。我们对镇压反革命一直抓得很紧。1949年4月，破获了“鲁济暗杀团”案。我到济南后半年多的时间内，又破获“国防部十一绥靖区游击支队”、“鲁西反共自卫军”、“淮海联络总站”、“国民党国内总部”等反革命潜伏大案。济南历来就是反动道会门的活动中心，反动道会门组织不下三十余种，其中有的如“一贯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都是全国性的。解放以后，“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仍以济南为其反动道务活动的中心。这些反动道会门的头子，在日伪时期充当汉奸，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差不多全部都参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所组织的“万善道德救国联合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动下从事特务活动，残害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很严重的罪行。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潜伏敌特勾结反动道会门和地方恶霸分子，活动更加猖狂。如特务在幕后操纵“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企图组织济宁、德州等地反动会首一起进行暴动，并狂妄地要称皇称帝。1951年3月13日，潜藏的内奸竟暗杀了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红军老干部黄祖炎同志，激起了全市人民的公愤。
继1950年取缔“一贯道”后，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1951年2月2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精神，部署把镇反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为此专门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讲明意义、交代政策、发动群众，还对一些过去与反革命分子有这样那样联系的人单独做工作，使之心中有数，放下包袱，以消除阻力。4月1日夜，全市按预定计划统一行动，抓捕了一大批潜藏在市内的特务、匪首、恶霸、反动道会门头子，给反革命残余势力以沉重打击。4月5日，我向上级党委并中央写了济南市委关于镇反的报告。当时，中央规定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工作报告。4月11日，在省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判处决了一批罪行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全市约有16万人收听现场实况转播，人心大快。会后仅半个月，群众就揭发检举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月15日凌晨二时许，我被诸葛士廉、肖楚两位秘书唤醒。他们喜洋洋地对我说：“好消息，毛主席批示了咱市委的报告。”原来是山东分局转来的毛主席4月13日对上述镇反报告的批示：“济南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很好，请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照此办理。我希望各大中市委均有一个报告给中央。现已收到北京、天津、青岛、济南、重庆、兰州等六处的报告和上海、南京、杭州三处的计划，均很好。请各未报告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例如各省省城及汕头、梧州、衡州、宜昌、九江、安源、宪湖、无锡、苏州、宁波、厦门、石家庄、唐山这一类城市，均向中央做一个镇反工作报告。”到清早，市公安局长凌云同志又带着公安部转来的毛主席的这一批示前来汇报。我即同他们研究了贯彻意见，经市委讨论后作了部署。毛主席的批示使我们深受鼓舞，随着济南市镇反斗争的深入，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也确保了社会的平安、稳定。
我们在济南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重大胜利，基本上完成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历史任务，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