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只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的土地。占农村人口70%的贫雇农，却只有很少的土地，有许多是“贫无立锥之地”。当地还有一些大地主。前头讲过莒南大店镇那个庄氏家庭中，就有几个大地主。据说明朝天启年间，其先人与魏忠贤攀亲当大官发了家。地主阶级除收地租、放高利贷盘剥贫雇农以外，还有许多超经济的剥削手段。他们财多势大，上结官衙，下养打手，有的私设公堂、草菅人命，有的欺男霸女，横行一方。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大山。不推倒这座大山，农民没有活路，中国没有希望。不少仁人志士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过“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个国民党没有完成的摧毁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抗日战争时期，党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停止了苏区时期实行的平分土地的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1940年11月，山东分局曾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名义发布的《减租减息哲行条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很好贯彻执行。1942年上半年，刘少奇同志检查山东工作，作了许多指示，放手发动农民开展“双减”就是其中重要一条。此后，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滨海在全区实行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清查恶霸地主的群众运动，不但在经济上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摧垮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6年中央发出“五四指示”这8个月里，滨海区的“查减”斗争与反奸诉苦相结合，蓬勃发展，在老区基本完成了分配任务。
我是在华东局开过讨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的高干会议，于1946年7月去滨海就职的。到任后先部署了武装斗争，然后立即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安排土地改革，按照滨海各县的不同情况，我们确定：经过“查减”斗争，基本上完成土地分配任务的老区，以生产为中心结合解决遗留问题；新解放的地区要集中力量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敌我交错的边沿区，要“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在武装斗争中解决土地问题。根据这一安排，地委发出了《关于如何贯彻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具体指示》，全地区的土改运动广泛深入展开。到10月底，全区6400多个村中有84%的村完成了土改，5.26万多贫苦农户分得了近42万亩土地。翻身农民欢天喜地，掀起“反蒋保田”热潮，1.6万名农民青年参军入伍。
但是，由于时间短、工作急，对封建势力打击不彻底，斗争果实分配也不尽合理。有的地方地主阶级的“还乡团”疯狂反扑，不少恶霸地主阴谋“变天”，夺回地契，反攻倒算，甚至杀害土改积极分子和村干部。有些地主分子，当国民党飞机飞过时，站在屋顶上拍手欢迎。根据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1947年4月，地委专门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讨论贯彻华东局《关于目前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为了给群众撑腰，打击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提出“从反特入手进行土改复査”，发动广大农民，深入揭发恶霸地主的罪行，经公安部门査清后，由县委批准逮捕镇压。群众斗志大振，内奸得以肃清，基层政权进一步巩固。据莒县、莒南、日照三县统计，破获特务和反动组织20多个，法办恶霸、“还乡团”头目1000余人，清算出土地7.8万亩，民兵和子弟兵团发展到占人口的4.3%。
事物在其发展中不断出现新矛盾。由于当时山东错误地批判所谓黎玉同志的“右倾”和“富农路线”的影响，由于有些地方搬用其他解放区不正确的做法（如“雇农坐天下”、“一切权力归农会”、“搬石头”等〉，发生了乱斗、乱打、乱杀的混乱现象，从另一方面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化装到莒县朱梅村参加斗争会，进行调査研究。我发现当场被打死的地主，罪恶并不是很大，要打他而且要打死他是会前少数人商定的，打人者成年男性不多，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原因是少数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怕“变天”、“留后患”。我认为这是群众发动不充分、政策交代不清楚、工作不深入细致的表现，继续下去将脱离大多数群众，陷贫雇农于孤立境地。经与地委同志商量，火速通知各县、区停止这种做法。8月，我和地委多次研究后，以地委名义发出《关于土地改革复查中几个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农民当家不能放弃党的领导”，“越是火热的群众运动，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并对消灭地主阶级的做法、对富农的政策、对追浮财、分配斗争果实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在转发华东局一个文件时，又提出要防止和纠正“对地主不分大小，也不分一般地主与恶霸地主，一律扫地出门的办法”。9月，地委发出《组织农民革命法庭参考意见》，对公审地主恶霸的办法作了严格规定。10月，向各县发出指示信，要求彻底纠正少数村干部随便决定打死地主的错误。11月，地委专门开会，研究了临沂、临沭、郯城、东海网县边沿区的土改工作。12月，地委把处决人命权由县收到地区，严禁乱抓、乱打、乱杀，并且郑重提出“错杀人者要偿命”。经过这一番努力后，混乱现象基本上得到克服。
土地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祖祖辈辈在苦难中煎熬的广大贫苦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得到彻底的翻身解放，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并为全国解放后的生产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同时，在这场大变革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缺点，犯了些错误，造成了一些以后经过长期工作才得到解决的遗留问题。几十年过去了，我有时仍然在想：为什么会产生那些缺点错误？从客观上说，当然可以找到许多原因，比如说战争环境、农民的愤恨复仇情绪、上级的某些不尽准确的指示意见、时间紧、任务重等等。这些也的确是产生种种缺陷的因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从指导思想上、从主观上也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突出的一条是：做工作办事情，特别是组织领导一个大的运动，或者抓一桩涉及面宽的重大工作，须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讲究对客观亊物的具体分析，在着重解决一种倾向的同时，应当切实注意可能产生和发展的另一种不利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