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区，西依沂蒙山脉，有五莲、甲子、马陵、苍山等山区，可与敌寇周旋；东临大海，海岸线长达700余华里，可开辟海上交通线，与苏北和华北革命根据地及上海、东北地下党组织联系，而开展海上贸易也成为根据地战胜敌人封锁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我党领导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省、地、县各级人民政权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曾在这里前仆后继，英勇奋战，迎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于1938年春进入这个地区，1949年底离开，在那个血与火交织的时代，同这里的广大人民一起，度过了战斗的岁月。我先后在东北军搞兵运，在山东分局机关和地方政府工作，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曾任山东军分委秘书主任和分局统战部长，还担任过山东分局秘书主任，滨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华东局秘书长，滨海直城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新海连特委书记兼装备区政委等职务。这里的人民用高梁、玉米养育了我；人民用汗水、鲜血和生命支持革命战争的实践教育了我；严酷炽热的斗争也锻炼了我；我对这里的人民和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
算起来，我在这个地区前后有12个年头，其中两年零七个月在东北军工作的经历，已写入《五年东北军工作》。这一部分回忆，从我到山东分局开始，至1949年底，时跨10个年头。因此，以《滨海十年》命题。
3·1从“地下”到“地上”
1940年9月，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工作。
七七事变后，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山东党组织，高举抗日大旗，组建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5月，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当年12月又改建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将党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统一组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翌年3月，罗荣桓同志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山东到达滨海，进一步壮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全省统一的人民抗日政权机关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成立。分局机关、一一五师师部、战工会一起行动，成为山东敌后抗战的领导指挥中心。
起初分配给我的工作岗位是山东军分委秘书主任兼分局统战部部长和一一五师统战部部长，以后又让我兼管了分局秘书长的工作。
到分局机关以前，我一直做党的地下工作，此时由“地下”转到“地上”，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方法都同过去有很大不同。我认真观察学习，很快就熟悉了。
我在分局机关的任务是参与政务管理。重要工作之一是掌管机要、起草文电以及一些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联络、调研工作。当时分局和军分委的重要电稿，有些由朱瑞、罗荣桓同志亲自动手写，大多数则由我根据他们的意图起草。我发现语言文字居然有如此不同的奇妙功能，用以写小说，重在形象化，似不嫌其长；用以写电稿，则重在高度概括，力求其短，要用几十个字甚至十几个字准确鲜明地表述一个重要事件、一次重要战斗或一项工作部署。文章之道的学问实在不小。我还主编分局内部刊物《山东工作》，拟定选题，征集稿件，编辑印发，事情很具体，花费精力不少。作为秘书行政部门的主管，还得料理机关人员的生活。当时的生活当然比现在简单，但是限于环境条件，许多事也不好办，保障伙食标准就不容易。我同膳食科的同志共同努力，想方设法，让大家吃饱饭，可能情况下吃得好点儿。分局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许多人是功缋卓著的老革命、老红军。我不仅要处理好本部门同他们的关系，也要协调好他们分管部门之间的关系，颇费心思和工夫。我紧紧依靠分局首长的领导和支持，谨慎谦虚，注重搞好各方面的关系，也使我的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到分局工作不久，从山东分局的《告前线将士书》上，得悉山东部队12个支队中，至少有5个支队的负责干部，都是我的同学或在东北军学兵队时的战友，如注洋、王一平、张岗、韩去非、李耀文等，还有的同学如曹漫之等担任地方的专员等职务。他们出生入死，英勇奋斗，为发展和壮大山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为此感到特别髙兴。而与他们的往来与书信，也为我协助领导了解各地情况多了一些渠道。
分局机关对理论学习抓得比较紧。党的组织生活每周一次，每周还有两个半天的理论学习。朱瑞、罗荣桓同志的理论造诣很深。我决心利用这个良机认真读点儿书，以弥补在此之前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未能系统学习理论的欠缺，硬是啃了几本马列主义原著，写了几本学习笔记。
当时，我曾产生过以自己地下工作的经历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愿望。我在北平左联工作时，写过一些短篇，发表在左翼文学杂志《泡沫》、《浪花》和其他文艺刊物上。还有一个中篇小说的初稿，曾请北大进步教授吴文祺指教。他鼓励我一定再下一番功夫把它整理出来发表。因为我不久就到东北军工作，抗战爆发后连续行军战斗，未能付诸实行。到了分局机关后，很想挤出点儿时间把它完成。后来，形势剧变使这个计划搁置，最终完全落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种写小说的念头是不切合实际的。
1941年1月，就是我到山东分局后的第四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袭击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发动了抗战期间第二次反共高潮。滨海地区的反动武装势力李延修、许树声、尹鼎武部和“万仙会”猖狂进犯我抗日根据地。3月，曾投机接受我军改编的地主武装朱信斋部，在日照县黄墩叛变，一夜之间拘捕我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200余人，杀害了我党派到该部任政委的董振彩同志等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20余人，使我们丧失了两个区、九个乡的根据地和两个区中队的武装力量。
党中央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苏北盐城重建以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的新四军军部，向各根据地通报了皖南事件的情况和我党的斗争对策。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各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实行两面作战，坚持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3月，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山东纵队第二旅和县、区武装，在赣榆县发动了历时六天的青口战役，攻克八个日伪据点，歼敌1000余人，缴了800多条枪。4月，山纵二旅和地方武装多次痛击李延修、朱信斋等反动顽固派，把他们赶到莒（南）日(照）公路以北，还恢复了滨海区与华中、胶东根据地一度中断的海上交通线。
3·2留田星夜突围
在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日寇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田俊六、日寇华北驻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与汪精卫密谋，计划乘机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妄图消灭八路军在山东的主力和地方部队。1941年11月初，敌酋田俊六亲自到临沂坐镇，调集了日军四个师团、三个混合旅团及汉奸武装共5万余人，分11路从临沂、费县、蒙阴、平邑、莒县向八路军一―五师主力和山东分局机关驻地沂南县南部的留田扑来，形势十分紧急。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月5日下午，罗荣桓同志在沂南县的留田附近钮家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敌不意，趁敌之虚，向敌军指挥部所在地临沂方向突围转移。
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11月5日傍晚，分局机关在东汶河岸集合开始行动。随同分局机关行军的还有德国共产党员、著名记者、优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汉斯·希伯同志。他在大革命时首次来华，投身中国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翻译。1931年，他重来中国，在上海与路易·艾黎、马海德等组织马列主义学习小组。1938年，他去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到新四军军部随军采访。皖南事变后，他写文章在国际上痛斥蒋介石反共投降的倒行逆施。以后又由新四军转到滨海区和一一五师师部。他在师部住了一个多月，同朱瑞、罗荣桓、黎玉等同志会见，作了广泛的采访。日寇大扫荡开始后，罗荣桓同志考虑到主力部队作战频繁，希伯同志留在主力部队不安全，让他随分局机关行动，指派我负责接待安排。这次突围，他就和我在一起。
当夜，大雾迷漫，我们的队伍凭着熟悉的地形和准确的情报，寂静无声地急行军，迂回穿梭冲出敌人包围。一路上不能讲话，先行队伍为了给后续部队指明行军方向，就在三岔路口用石灰做出标记，队伍在行进中，有时需要后头的人扶着前头人的背包行走，以免迷路。我们看着敌人在山头燃起的照明大火，听着敌人的人呼马嘶“衔枚疾走”，宛如疾风流水一般穿过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在次日拂晓安全到达预定地点。这时，敌人一窝蜂似地涌进留田，但是那里空空如也。我军则继续向西转移，到达费县东北的黄埠前。不费一枪一弹，山东分局及省直机关5000余人胜利突出敌军重围。
当把这个好消息通报大家时，希伯同志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眺了起来。他兴奋地说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起在西方参加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他提出，要立刻给一一五师出版的《战士报》写篇文章，赞颂这次突围领导者罗荣桓政委的“指挥神奇”和山东抗日军民的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欢呼这个奇迹般的重大胜利。希伯同志身材魁梧，总用打字机写文章。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以腿当桌用打字机写出了题为《无声的战斗》的稿子。他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后，套红登在《战士报》的第一版上。记得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么写的广田俊六总司令官这时候一定正大发雷霆，训斥他的那些不争气的饭桶将军们：八路军主力一夜之间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赫赫战果在哪里呢？那些日本军官们重重包围、数万支枪炮所指的，却原来是一堆堆黑色的岩石！这些饭桶将军今天吃饭的时候，应当给他们来一道美味的菜——大鸭蛋！”希伯的这篇文章，在山东抗日军民中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留田突围”的成功，挫败了日寇“铁壁合围”的初步计划。然而敌伪的11路扫荡部队并没有撤走，而是以百倍的疯狂，继续对我们进行“扫荡”。我抗日军民经历了山东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一系列战斗。侯庆修、毛大鹏、刘成武等同志所著《碧血青山——一九四一年冬季沂蒙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寇大扫荡纪实》记录了这段历史。这本书是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他们采访了许多亲历者（也包括我书中描述了我参加或指挥的多次战斗。我这里只回顾一段可以让后人引以为教训、也差点儿要了我的命的战斗，以及我受伤后的经历。
3·3血洒大青山
“留田突围”后，我们在蒙山一带与敌人“转圈”、“推磨”，保存自己，伺机消灭敌人。
11月27日凌晨，经过一夜急行军，我们转移到了沂南县双堠崖子乡西梭庄。敌人在追击警卫营长的同时，也发现了我们这支小分队，密集的火力扫过来。我忽然像被谁拦腰打了一棒，跌倒在地。当时也顾不得是怎么回事，站起来继续转移，又走了一段路，觉得四肢无力，低头一看，整个上衣胸部被血浸透，才知道中弹负伤，随即晕倒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担架抬着追上队伍的，醒来时三个机关的转移已由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接替统一指挥，一直打到傍晚才脱险。因为敌人还在“清剿”、“扫荡”，我们被迫继续转移。
为我检查伤情的医生告诉说，这颗子弹穿过我的肺部后在肋骨上滑了一下，贯穿而出，虽然流血不少，伤势很重，但幸好没有伤及心脏，子弹也没有留在体内。做了治疗后，把我放在担架上，随分局机关队伍一起转移行军。到了第三天，在向大青山转移途中，又同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大青山是抗大山东分校五大队驻地，那里原来没有敌情，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敌人派出一支部队去包围他们。他们在紧急转移中无法同我们联系，结果我们这支队伍钻进了敌人布置的“口袋”，战斗的紧张被动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在激烈的战斗中，为了不拖累队伍，我和警卫员，还有抬担架的几个战士，隐蔽在野外一个高梁秸垛里。战斗过后，已是夜间。我的伤口剧烈疼痛，心想，自己大概是活不成了，不能拖累几个战士。就对他们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赶快设法去找部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战士们不听我的话，谁都不走。我发火说：“找不着部队，凭你们几个在这里也保护不了我，还是听我的话，赶快去找部队！”有几个战士走了，可是我的警卫员坚决要留下来跟我在一起。我说一个不留！这是命令，必须服从！”他只得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离去。
我一个人躺在高粱秸垛里，昏迷了一阵，醒来后爬出去观察动静。寒风在四野凄厉呼叫，伤口疼得更厉害了。这时我忽然想起荆轲悲壮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概就要这样在这里结束此生了。但又有点儿不服气，我只有28岁，还没有看到把日寇驱逐出中华大地，还有许多理想没有实现。不服气又怎么办？这时我想到戏曲舞台上每逢这种情况，往往有个“神仙”下凡，故事才能延续下去。正这么想着，忽然听到不远处石头堆旁一声咳嗽。是什么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是自己人就好了！我强忍伤痛向咳嗽声处爬去，发现是几个老乡在那里躲鬼子。我说：“不要怕，我是八路军伤员，这附近有没有村子？”一个老汉听说我是八路军，走过来给我指路，告诉说山腰前面有个石门村，两三里路就到了。
听说最近的村子只要两三里，我突然增强了求生的欲望。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有了力量，挣扎着爬一阵，躺一阵，昏一阵，醒一阵，到了第二天天亮，终于爬到了石门村村头的一家老乡门前，就又昏过去了。又是一个老汉把我唤醒。他家正做高粱米粥，给我舀了—碗。由于军医没有确沴我的肠部是否受伤，按他们嘱咐，我已三天没吃东西，当时看见这碗粥，也顾不得许多，猛然喝了几口。老汉把我藏到村头不远的一个高梁秸垛里，让我先休息一下。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的光景，分局陈琳瑚同志来了，他是我的同乡，又是东北军学兵队的战友，是谈得来的知己。他知道我负伤隐蔽在这一带，就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到处找我。我一看到他，大有绝处逢生之感，不禁流下泪来。他搞了一副担架把我抬回机关。我的伤口严重感染，流脓不止。军医给做了医治。后来听说，当时他们已向朱瑞同志报告：看来谷牧不行了。由于分局机关还在不断转移，决定由敌工部把我安排到敌占区一个“堡垒户”家里养伤。这家只有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她把我藏在存放粮食、杂物的小屋里。专门照顾我的八路军护理员，白天在山上隐蔽，晚上来给我换药。在那里住了约半个月。当时群众生活困苦，给我吃的最有营养的好东西也就是小米粥。我开始只能躺着，不能起来活动，后来能起来了，晚上就到院里扶着磨盘活动活动，接着没有几天就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年轻力壮和意志的支撑作用吧！
当我能拄着拐杖走路时，就同护理员商量回分局机关。他不赞成，说我体力不行，路上难走。我执意要回去，他看拗不过我，就通过老乡找到我们抗日政府的县长，请求帮助。县长很支持，派了两个人抬着送我。走了两天，回到机关驻地，我先看到了几个炊事员。乍一见面，他们都愣住了，过了片刻，又热情地围拢过来问寒问暖。因为当时机关里传说我已经不行了，没想到又活着回来，大家都惊诧不已，喜出望外。时过1942年元旦不久，日寇发动的为时两个月的“大扫荡”，已经以被歼7000余人宣告失败。但是我方因大青山局部战斗失利，也付出不小的代价。机关里笼罩着悲愤的气氛，许多原来熟悉的面孔不见了。接替我指挥三个机关转移和突围的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在带队突破敌人在蒙阳河一带的包围圈时，两腿被敌人机枪子弹打断，当日寇走近想活捉他时，他用手枪连续击毙三个敌人并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陈明同志是1925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央苏区的开辟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由于山东分局和战工会的机关经常在一起，我们党政两套秘书班子的交流很多。陈明同志在理论方面和文学艺术方面都有很好的修养。我对他非常敬重，他的牺牲使我深感悲痛。如果我不负伤，带领机关人员冒着枪林弹雨从蒙阳河突围的应该是年轻的我！陈明同志的爱人辛锐①【①辛锐同志是济南才女，又名辛淑荷，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曾任中共山东分局秘书，后又在山东省妇救会、《大众日报》任职（或兼职）牺牲时为“姊妹剧团”团长。其祖父辛铸九（济南总商会会长）、父亲辛葭舟（雀政府委员）都是著名爱国人士，是开明绅士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同志是姊妹剧团的负责人（我的爱人牟锋就是这个剧团的演员，因此我们两个家庭有双重的战友关系），突围时也遭遇日军，她与敌人英勇搏斗，投掷手榴弹炸死数名敌人后也牺牲了。
姊妹剧团的指导员、山东省妇联执行委员甄磊也在大青山牺牲了。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才华横溢的山东纵队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同志在与敌人搏斗中壮烈殉国。在我养伤期间，他曾专门写信慰问我，可是我回机关后再也见不到他了。留田突围前，我有一批手稿和书籍交聱卫排埋在了河边。待我归队后想找这批文件却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负责掩埋文件的战士已全部牺牲，由此可见大青山战斗的残酷。手稿和书籍的丢失，也是我停止创作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国际友人希伯同志，在大青山战斗中也端起枪向日本法西斯开火，最后献出了生命，时年44岁。我曾有首诗怀念他：“大青山上共死生，捐躯曾有异域人。笔底风雷惊海天，胸中烈火振民心。蒙山常见高高影，沂水时闻嗒嗒声。战友英魂今安在，春光一缕便是君。”希伯同志的遗体最后安葬在临沂市的华东烈士陵园，其遗孀秋荻同志解放后从民主德国来我国工作，逝世后与希伯同志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