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军区之后，司令员王秉璋与政委张玺找我谈话。他们问我：“整个湖西地区已完全丢失，你知道不？” 我说已经知道。因为济宁未失守之前，许多湖西的干部群众和家属纷纷跑到济宁，向我介绍过湖西丢失的情况。我了解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 徐州地区的国民党派了重兵，对湖西解放区进行“围剿”，不少恶霸地主作为还乡团，为国民党军队带路，逢人就杀见房就烧，其疯狂性野蛮性以及对革命力量的仇视程度，实属登峰造极。当时，湖西地区的领导束手无策，整个湖西很快垮了。我们的军队和群众像赶鸭子似地被赶了出来。湖西的沦陷，给革命造成惨重损失王秉璋与张玺代表军区和党委通知我：“我们希望你重返湖西，任司令员兼政委，把湖西地区再夺回来！”我听到这样的任命后，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向他们两位说：“我这个干部军区是知道的，带兵打仗没有什么经验，打敌人一个排、连、营，甚至个团还能凑合， 而现在打就是大仗，像龙凤岗战役一样，一打就是好几十万的兵力，这样的局面，我恐怕难以应付。我虽然长期带兵，终归还是个文司令，摆起战局，我可以按布局打，但战局一旦发生变化，出现特殊情况，究竟是打是撤，往东往西，我就没有把握了，失去战机，就要造成损失！是否请党委再作考虑” 张玺和王秉璋同志又说：“你长期战斗在湖西，主持过湖西的全面工作，熟悉那里的地势民情，又带过兵。现在那里的群众正遭受着国民党还乡团的残酷折磨，需要熟悉情况的同志去那里工作，经再三考虑，决定还是派你回去，相信你能完成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后来，军区正式下达了命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只有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决定重返湖西。
经过一段筹备，1946年12月22日夜，我们又打进湖西。我带着两三千人，包括地委机关各县机关和部分民兵，王秉璋和张玺同志亲自带领军区一、二两个旅，护送我们这个班子回去当时，国民党在湖西驻扎了二十七个整编旅，所有城乡都驻有国民党兵。我们边打，边往里插入，但很艰难，有时很难攻下个据点，两个旅的兵力也显得单薄。打了几次大仗后，出现了不少伤员，军区的两个旅只好带着伤员撤回。剩下我们只有个一团的正规武装，团长程华庭同志还在战斗中受了伤，因此要想通过打几个大仗，把国民党打出湖西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群众，取得立足点，然后采取游击战的形式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我们的地盘。因此，我们把每个县的班子都配备起来：县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粮食科长，都找出人选。各个县再组织个武工队， 一般都有四五十人，要求大家想尽切办法往里插，并立住脚。有的武工队很能打开局面，如单县的武工队打得就很好。队长叫李汝泰，他很勇敢，常常是深更半夜突如其来地钻进一家地主大院，不许其声张和走漏任何消息，如有违抗即杀掉其全家，而后以这个大院为基点，出其不意地打掉村里的还乡团以及国民党的小股部队。不待敌人的大部队到来，他们就转移了。以此方式，连干了好几个村。当地群众听到消息后兴奋起来并奔走相告：“八路没有走，又回来了”一些坚决革命的基本群众和武工队逐渐取得了联系。有了李汝泰的经验，其他些县的武工队也如法炮制，逐渐地我们在各个县又立住了脚。为了在湖西扎根，我们进步提出：分区不离分区，县不离县，一定要克服困难，站住立足之点。有次敌人又来“扫荡”，国民克军队把我们军分区部队赶到距分区几公里以外的单县东南的沙滩区。刚站住脚，我立即感到不行，我们自己下的命令，而现在分区首先离开了分区，使得群众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看不到我们的形象，怎么能取得各县同志的谅解呢？我想自己是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政委， 是湖西的主要负责人，一天也不能离开分区。因此，不管下面如何劝阻，我带了一个连，连夜冲向中心区的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内的情况我也并不了解，确有些冒险，但不能不打回去。进村之后，并没有与敌人遭遇，我们的基本群众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安顿下来以后，便派了个骑兵通讯员，把军分区的其他领导及司令部政治部的同志都叫了回来，以稳定整个军心民心。当时，我们也确有坚守不住而离开自己应坚守的区域的人。如我在沛中的个学生叫王林岗，当时是金乡县委书记，他在敌情紧张寡不敌众的时候，离开了金乡到了单县，很长时间回不了金乡。后来开县委书记会时，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的另个同学，丰县县委书记葛步海随即开玩笑地说：“林岗呀林岗，你看我们的老师，还是当年那个样子，你可马虎不得，怎么样，挨训了吧！”葛步海也是沛中的学生，在沛县上学时，他年纪最小，爱调皮，参加革命后，虽然当时已是县委书记，依然活泼乐观、妙趣横生，那时候纪律非常严格，稍有松弛就不得了，因而不管是什么人，该批评就得批评，该处分就得处分，不得拘半点私情。
这期间，我直接指挥过几次战斗，一次是打小王庄，战前我们得到情报，敌人要经过这里，我们事先就埋伏下来，准备将敌人全歼。敌人到后，猛地冲杀出击，但因没有重型武器，虽给敌人以杀伤，而未能全歼。另一次，是打马兰集，敌人有六七百人， 我们团也只有六七百人，我们出其不意，将其包围起来，但因兵力不足，使敌人跑掉了部分，也未能全歼，因为我们的兵力有限，不可能打太大的仗，只能打伏击，消灭其股后赶快撤退，游击战只能如此。
由于1946年9月国民党打进湖西之后，烧杀抢掠，派款征粮，处处安设据点，建立伪政权，抓夫抢兵，使湖西损失惨重。我们被杀掉的干部家属和群众，即达四千余人。特别是那些还乡团，他们认识我们，又熟悉情况，比日本鬼子还凶狠，对我们的杀害尤其残酷和疯狂。这些深仇大恨，对当地群众和我们的干部以很大刺激。我们逐渐有了立足之地后，利用这些教训激发群众的义愤，引导大家起来革命，通过工作掀起参军热潮，三千多名当地青年踊跃参加湖西分区各部队，我们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就在这时，一些群众和我们的武工队员要求对还乡团之类的阶级敌人以最严厉的打击，有的武工队出于义愤，甚至提出“以杀对杀以捉对捉以打对打以烧对烧以赎对赎”的对策，就是说你杀我一个， 我也杀你一个，你烧我的房屋田舍，我也烧你的深宅大院， 如此等等。我们觉得敌人可以胡作非为，我们则应坚持该杀则杀，不该杀则不杀，切应按政策办事，不能搞极端做法，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批评和纠正了这些过火的倾向。
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我们还按照中央的指示“ 手拿枪，手分田”进行土地改革， 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一些农民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下，受“天命论”思想的影响，又慑于还乡团的疯狂屠杀，害怕国民党卷土重来后，地主阶级进行报复，不敢分田。这就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但是，有的地区在工作上过分急躁，不恰当地提出“地主该分出的不分，杀”,而“农民应分田的，不分，也杀”的口号，并且说这是为了对付国民党，以防国民党反攻回来，地主阶级追问分田的事，农民可以“不分田要杀头”推托，不承担分田的责任。但是，这在实际执行中，则很难掌握，容易错杀了群众；另一方面土改是群众自己的事，要起来革命分田地，不能灌输恩赐思想；再有不仅是对农民群众，就是对于地主分子，也不能杀得太多，否则也是不得人心的。譬如，单县以北有个恶霸地主，虽死五六十年了，但其生前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群众对其恨之入骨，说不撒骨扬灰，不足以平民愤。该县将情况反映到地委，问可以不可以这么做？我又向区党委请示，区党委领导说：“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地主，虽然已死，群众提出撒骨扬灰的要求也可以”结果这样做了之后，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因为一个地主死了几十年，他的儿孙后辈已发生了阶级分化，分居在好几个村，有的仍是地主，有的已是贫下中农，你要挖他的祖坟，他怎么答应？造成群众自己闹分裂，反倒影响了土改的进行。所以，我们很快地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
我们原来在湖西根据地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不少开明士绅、知识分子，乃至国民党上层中的抗日人士。在国民党卷土重来进行疯狂屠杀的白色恐怖下，这些统战对象有些人又依附了国民党。我们有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志，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要杀“红脸奸臣”的口号。他们说这些人表面上和我们搞统战，好像是红脸，但敌人来他们又跟着跑，这些人就是“红脸奸臣”，应该杀掉。有一次，我到河庄，去看个叫何方成的统战对象，结果他家房倒屋塌，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有人偷偷告诉我，何方成被当做“红脸奸臣”杀掉了，财产被分了。我才发现杀人面太宽了，在敌人大举进犯时，我们都立不住脚，不得不撤出去了，怎么能要求统战对象定要撑着呢？因此，我们坚决纠正了杀“红脸奸臣”的错误做法，甚至因此撤了个别县武工队队长的职务。
在重返湖西的实际斗争中，我进一步体会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越是在错综复杂激烈尖锐的斗争中，越是要注意我们的政策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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