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的“五.一”大扫荡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日伪军八千多人对冀鲁边区进行了一次大扫荡。长期盘据在德平的国民党第五旅旅长曹振东率部投敌叛国。
二月初，日寇华北方面军又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全面大扫荡。
五月一日，日寇华北司令官岗村宁次亲自指挥，集中三个师团和两个旅团的兵力，约日伪军万余人，对我冀中、冀南、冀鲁边区进行所谓“五一”大扫荡，持续五十余天。从六月一日开始，敌人又出动兵力万余人，由日寇沦州警备区驻军联队队长谷川亲自指挥，对我冀鲁边区进行同样的大扫荡。
这次以“五一”为开端，至六月下旬结束的大扫荡，特别残酷。进行所谓“反复扫荡”，“纵横合击”、“对角清剿”、“地洞放毒”等等。敌人分兵数路进行挨村扫荡、包围、搜捕。在这次扫荡中，周郁文同志为跑敌情曾窜死了，后又苏醒过来。敌人到罗家寨时，对我地洞的军民，施放毒气，毒死我抗日军民数十人。宁律县抗日高小的校长席英华同志中毒牺牲，专署银行吕刚明同志中毒后又脱险。这次大扫荡，连续五十余天，军民损失很大仅干部就牺牲了一百余人。
津南的一次最大损失
在‘五一”大扫荡的末期，六月十五日左右，我津南地委、专署驻在东光大单庄。夜间刚到达这里，拂晓就被敌人包围了。这次战斗非常激烈残酷，我军反复突围，均未成功。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造成很大伤亡。当场牺牲的有:地委书记杜子孚，专员石景芳、组织部长邸玉栋，秘书主任赵德华，专署秘书主任宗麻子(忘记姓名)，财政科长陈介青。还有冀中过来的一位地委书记翟晋阶等同志，都壮烈的牺牲了。这是边区数年来损失最大的一次。
这次战斗，只有专署付炳翰、邢刚明和敌工股长武近民等十余人遇难脱险。还有总农救会主任姚任远和总青救主任燕明突出了重围。他们率领一个连，果敢地向敌占区冲去，通过黑龙村至鸟马营两据点间的公路封锁线，安全地转移到堂孙庄一带去。稍过数日，一分区妇救会主任崔兰仙和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名杨希玲，从天津派来的) 也被搜捕住，敌人拖她俩上车，她们坚决拒绝，竟惨死在日寇的刺刀之下。
这次惨案，杜子孚、石景芳同志牺牲后，彭瑞林、王亦山同志分别继任地委书记、专员。
罪恶滔天的日寇汉奸 灭绝人性的惨杀无辜
一九四二年日寇“铁壁合围”时，在宁津县白芽位庄，将无辜的村民四十二人，推到猪圈里，往下滚碌礴，活活地把他们砸死，砸不死的就枪杀。张户头村也被惨杀四十多人。靳庄就用大火焚烧。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惨杀无辜，目不忍睹。
这里，特别提及宁、乐边境最坏的一个据点一一大孙家。这个据点的伪军，多是些亡命之徒，是由青县来的一股土匪武装，是投敌叛国的伪顽军刘培臣的部下。队长王宝俊，一来就砍伐木树，修筑碉堡，盖了四、五十间房子。王贼一天用几个人搞情报，每天抢民女结婚，跳裸体舞，进行污辱。五官庄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被抓去，大骂敌人被糟踢后致死，扔出墙外。他每天吃一个人心，妇女玩够了就扒心吃。抓不到人就吃大师付的心。
大孙据点这伙暴徒，惨杀无辜的手段凶狠残暴，亘古罕有。他们对逮捕去的人，有的灌辣椒水，有的用油锅炸，有的往屁股里放爆竹二踢脚，有的用白蜡杆子往腚眼里捅，有的用挂猪肉的铁钩倒吊人，有的绑天灯，有的用铡刀铡，有的大卸八块。真是惨绝人寰。一个青救会宣传干部杜逢赢被抓去，割了耳朵。有位叫赵英的同志被抓去，鼻子穿上铁丝，当牛牵着鼻子走。杜寺一个村被残杀十来人。周围村庄曾一度成为无人区。该据点从一九四0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安上，到一九四四年逃走，共杀害我抗日军民九百九十九人，差三天平均一天杀一人。抢去青年妇女六十六人，其中十六人被霸占成亲，有五十名花钱赎回或被奸污后杀害。
日寇汉奸，惨无人道，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亡国之痛，临书唏嘘；立此存照，以教后人。
开始实行“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
“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是德国塞黑特，中国的曾国藩、蒋介石等古今中外反动派，早已实行的统治压迫人民的老办法，不过日本法西斯又有了新的发展而已。它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后来又辅以封锁沟、墙，从敌占区向我根据地实行网状压缩包围，妄图一鼓歼灭我军，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
对敌占区村民采取十户为甲，一村为保，甲设甲长，保设保长的统治办法。村设情报员，村民都发给“良民证”，实行“连坐法”。
他们对游击区进行“清乡”、“搜查”，企图“困死八路军”，“确保占领区” 敌人在“五·一”大扫荡后，在宁、乐边根据地的孟集、位家庵、扬盘等处增设了若干据点、岗楼，并开始围绕老宁津县边界修洪沟。形成了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 的局面。
根据敌人的疯狂行动和罪恶阴谋，我全县抗日军民便展开了激烈地反扫荡、平洪沟的斗争。
当时，敌伪军横行无阻，狂妄至极，为恶多端。宁津县最坏的伪军第二大队长鲍秀祥，正在配合日寇，在东部扫荡，构筑据点。在敌人开始挖洪沟的时候，我县刚调来不久的县大队副李俊卿同志，率县大队的一部精干武装，乘虚潜入敌占区，打击敌人，拖敌人的后腿。有一天，李大队副在城西常庄主动率部出击敌人，当场打死伪第一大队长潭福同，打死打伤敌伪军七、八人。这是我县大队在敌占区进行战斗的一次胜利。它大大地震惊了敌人，大煞了敌伪当时的嚣张气焰。
冀鲁边区的战略形势和地位
“五一”大扫荡后，冀鲁边区环境更加恶化。我一一五师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冀鲁边区形势时指出，该区有十七个县，据点三百八十个，驻日三千六百余人，伪军一万一千余人，顽军近万人，总计敌、伪、顽军三万人，超过我军五倍。该区共有六百万人口，我能推行政令的不到一半。该区已完全陷入受敌封锁、分割的局势。
据另一材料说，在冀鲁平原上，敌人的交通线密如蛛网，据点、岗楼八百多个，到处挖筑封锁沟墙。五里一据点，三里一岗楼，机枪火力相接，形成大小三角火力网，将我部队包围，使我军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也相当困难了。
敌人为什么这样迫切激烈地同我军争夺边区这块地方呢？这里南北威胁济南、天津等大中城市，东西直接威胁津浦铁路和渤海海路交通。这里对然没有矿产资源，却是小麦等五谷的重要产地。这里归谁占领，关系着谁胜谁败，不进直接关系着华北战局，也影响整个战争的物资供应。因此，在这个地方敌我双方展开了你死我活、寸土必争的争夺战。
修洪沟与平洪沟的斗争
敌人修洪沟在宁津比较特别，别处都是沿交通要道挖沟筑墙，进行封锁，这里是围绕县境挖沟筑墙，使全县形成一个大囚笼。敌人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后，就集中兵力先从老宁津县东部开始修洪沟，陆续又在南、北、西部动工。这次敌人修沟与我反修沟的斗争是尖锐、 激烈的。我们发动群众，不给敌人修沟。敌人每天到处抓人，抓来的人“磨洋工”，敌人就进行打骂。敌人白天抓人修，我们就发动群众夜间平。有时敌人白天修沟，我们的武装就鸣枪扰乱，让老百姓乘机逃跑。这样反反复复的斗争，拖长了敌人修沟的时间，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才把老宁津县境周围二百二十多华里的洪沟修成。这一圈的洪沟，深、宽都是一丈五尺。.将挖出的土又在沟边筑成一条高墙，就像旧时的城墙一样。敌人在洪沟的边上，每隔 二、三华里设一个岗楼。
宁津县纵横不过一百华里，共有八百二十一个村庄，就 设了据点、岗楼一百二十二个，修筑汽车路四十六条，共长四百七十六华里。境内的抗日沟已全部填平了。宁津县的情况，形成了洪沟围困，据点林立，公路如网的局面。
从此宁津县三十二万人民，被围困在这个以洪沟为主体的“囚笼”里。这时不仅我主力部队无法进入沟内，就是小股武装和零星的工作人员也很难活动。全县抗日军民，进入了一个更恶化、更困难的斗争时期。
两次噩耗的传来
一是，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敌人一万二千人扫荡我冀鲁边区。在这次扫荡中，我二专署（鲁北）秘书主任杨洪恩同志壮烈牺牲。据说，他在平原、禹城边境一带，遇到敌人扫荡队。不幸被俘。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供出八路军的消息。打得他遍体鳞伤，他一字不吐。他那顽强不屈的精神，使敌人绝望。因此，敌人让军犬活活把他咬死。这充分暴露了日寇的残暴，灭绝人性。同时，说明杨洪恩同志的无限忠贞。
杨洪恩同志是盐山县人，是个大学生。他对文墨比较擅长。抗日开始，他带了不少亲友参加了革命。曾在乐陵县担任过县长。改同志忠义文雅，对人彬彬有礼，是个正直的好同志，优秀的共产党员。
二是，一九四三年敌人对宁(津)乐(陵)进行连续扫荡时，在农历三月初六，我乐陵县长余志远同志，被敌人包围在邢家官庄。他率领县大队，英勇战斗，多次突围未成。最后，只剩下一颗子弹，壮烈自尽。余志远同志不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还是在对日伪军的战斗中，都表现了勇敢、坚定、机智、沉着。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时年方二十六岁。他是乐陵县邸庄人，在他生前，黄夹据点中的敌人，曾把他父母和两个弟弟捕去。千方百计威胁利诱他，迫使他投降，他毫不动摇。家里曾以出假殡，埋假坟等方法，说他死了，以对付敌人的迫害。
在这个期间，原宁津县抗日县长李毓贞同志，在调任三专署秘书主任后，也在这次扫荡中光荣牺牲了。
宁津县反“囚笼”斗争的方针和活动方法
一九四三年三月，敌人围绕宁津县境修完了洪沟。从此，宁津县的形势和环境就完全变了。同时，冀鲁边区划归山东分局领导。上级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统一和加强反“囚笼”的斗争，决定将鬲津县撤销，将洪沟内地区，宁津县的旧辖界合为一个县，名曰“振华县”。刘干同志任县委书记，我继任县长兼县大队长 。
在新县组成后，县委在离城不过十华里的李庄召开了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干同志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谈到了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胜利，还讲到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咬紧牙关，熬过最后一关”的指示，并传达了山东分局关于坚持地区斗争的指示，提出了在敌人严密封锁、分割之下，我们的反“蚕食”的斗争，在平原游击区要采取麻痹敌人，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加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密切与群众联系。这次会议，经过讨论，明确了方向，研究了对策，增强了信心。
在恢复老县以前，我们已实行了“精兵简政”。例如宁西县大队由原来的一百七十人，精简为一百二十人，分为三个小队。实行“化整为零”，并换掉军装，到“囚笼”里去做隐秘活动。把一部老弱病残、胆小怕吃苦的和容易动摇的人动员回乡，继续在农村帮助抗日工作.。
恢复老县后，我党、政、军经过精简、整编，县区武装共有三百五十人，各级党政军民工作人员三百五十人，共计七百来人。而日伪人员却有两千五百余人。其中，日军二百五十余人，伪军警备队一千余人，伪警察五百余人，还有伪编乡以上的人员七百五十余人。日伪力量大大超过了我们。同时，一整套伪组织和伪秩序也普遍建立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群众化、职业化的活动方式。刚开始进洪沟时，多是用锨一蹬一蹬的挖窝，脚踩窝、手拉绳子系下去，到沟的对面用同样的办法上来。以后，通过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开展，与一些岗楼建立了联系，利用敌人兵力分散的弱点和岗楼上伪军怕八路军的心理，每逢过沟时，便通过伪编乡或伪保长事前通知岗楼，到时令其放下吊桥，我则昂首阔步，威风凛凛通过之。
这时，宁津县境这个大“囚笼”内，我们以前挖的抗日沟，全被敌人填平了。各村都建立了保甲制和设立了情报员。情报员每天必须到据点去报告“有无八路军的情况。各据点还利用讨饭的、小商贩和瞎算卦的这样的人，来探听我军的驻地。有时，一个据点竟派出四十多人，潜入各村各户来侦查我们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部队是以小队为单位活动。因住在一个任何村庄，都离敌人的据点、岗楼不过三、五华里，只能昼伏夜出，一天转移一个地方。每天的目的地，必须周密分析敌情后才确定。在行军时要警惕敌人的埋伏和密探。如遇下雨下雪过公路时，还要倒退脚走一段，以防敌人发现脚印和路线，跟踪包围。在到达目的地时，为了防止狗叫和坏人发觉，便悄悄地爬墙进院，低声敲窗叫门。住下时，亦不能脱衣睡觉，白天也不能暴露身份。对负责同志，不能叫这“长”那“主任”的，要叫“代号”。当时，我的代号 叫“福利”，这是专署对各县县长统编的。任何时候枪不离身，不能脱衣服睡觉，一个班挤在一个炕上。在敌人扫荡、清乡时，就到靠近岗楼的村庄去住。如果敌人于拂晓包围村庄时，就到野外树林里去露宿，待天明再到村中隐蔽。如遇敌人来时，先由保甲长去应付。例如有一天，我县大队李大队副带立小队住河沟王庄，村情报员早已向据点报告“太平无事”“没有八路”，伪县二大队队长鲍秀祥来清乡”查时，我军在屋内准备着。汉奸队在房上进行挨户搜查，保长就在院子里向房上扔香烟，说:“这里没有八路，有，早就报告了”从而敌人没有下房进屋，便应付过去了。敌人不进屋、不发觉，我们不开枪，采用了“撩帘战术”，以免敌人发觉吃亏。总之，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必须有高度的敌情观念，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予防奸细和敌人的袭击。
党群干部和工作人员，则更加群众化和职业化，有时化装为农民、商人，有的人定居在一个地方，也有的起来了“良民证”。活动多是晚上。如遇敌人清乡查户口时，就以保垒户的“抗活的”、“儿子”、“儿媳妇”等名义去应付。如有地洞的地方，则进入地洞躲避。
总之，我们的活动是非常保密的，不能走漏任何一点消息。我们所依靠的是千千万万真心实意的拥护抗日的群众，这是我们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我们在既无山丘，又无河湖的大平原上，是依靠这样的“铜墙铁壁”，保存了自己，继续了力量。
怎样开展工作，积蓄力量
我们是怎样坚持斗争，积蓄力量的呢?我们依靠武装斗 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坚决地依靠和相信基本群众，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配合革命两面派的斗争形式，展开对伪军工作，控制掌握伪组织。并进行锄奸、反特、镇压坏人等工作。
首先，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深入地进行群众工作。通过 农村党支部和好的乡村政权，有条件的进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实行合理负担，救灾济贫、优待军属、优恤烈属，开展反贪污、反恶霸运动，整顿改造村政权；发展壮大农、青、妇各救国团体。还在少数村庄成立自卫队和秘密武装游击小组等，把群众团结、组织起来。同时，普遍深入地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觉悟，坚定抗日信心，传播对敌斗争办法。通过这些工作，发动了基本群众，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把各阶层群众团结在我党和抗日政府的周围，共同对敌。
其次，对敌伪军、伪组织进行争取、分化、瓦解工作。我们的政策是：打击、孤立、警告最坏的，争取、控制一般的，掌握、利用较好的。具体作法有三：一是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宣传当汉好可耻和没有出路，形成广大群众对汉奸的鄙视和憎恨。如有的民谣。“大柳街，本是穷，西街出了个李显亭(维持会长)，自从事变称英雄，认贼作父周建平(地主、伪县联保主任)”。二是对敌伪人员的家属和上层人士及有关人物进行教育，通过他们规劝自己的亲友早日回头，不要与我军为敌。如有的父母劝儿子说:“你看人家八路军，说话办事多好！你看你们，整天价狗子猫子的算个啥!”，三是对敌伪人员直接进行教育、争取工作。有的还和他们建立了联系，并告诉他们，我政府对他们已建立起“黑红点、功过薄”，谁好谁坏，我们心中有数，到时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效果很好。例如我县农救会主任王维义，在子太环庄遭遇了伪军两个班，就向他们讲革命理，讲的伪军个个叫好，人人称是，非常钦佩。再如我八区区队在刘旺言庄战斗时，因伪警察所较好，伪六中队很坏。我们在现场喊话说:“单打六中队，不打警察所。”从而分化了敌人，并缴获伪六中队两支枪。六中队队长感到在日本和八路军两方面都吃不开了。不久便逃跑了。
其三，开展革命两面派斗争。这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对伪编乡的争取和掌握。一九四三年，敌人在全县设立了五十七个伪大编乡。我们的对策是：人选要经我们同意，工作听我们指挥。对不服从，不听令的坏分子，进行警告、孤立、打击和镇压。如八区的伪乡长李冠生，在敌人送粮中成了第一名，因此得了奖，我们去信警告他。一区李福同，不经我方同意就当了伪乡长，又尽作坏事；五区孙宝全贪污严重，贩卖毒品等，我们对这种坏人逮捕，枪决了三、四个，从而震动了全县，使各编乡不敢再作大恶。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敌人的伪编乡长和保、甲长们，大都为我抗日政府所控制和指挥，成了对敌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也是对敌伪进行工作的桥梁。
其四，开展锄奸反特工作，防止奸细、坏人破坏。敌人的特务组织勾结地方上的坏人，形成了对抗日工作破坏性最大的一股力量。如各据点的宪兵队、传报室(站)到各乡村的情报员、护乡员、地下线等，是一套刺探我军消息的情报网。此外，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朱华章，也在“曲线救国”谬论的遮盖下，配合敌特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我们的政策是争取与打击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的上半年，日本特务以“八木”为首，在全县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我们即利用内线关系禾和敌人的内部矛盾，以合法的形式，将其告发，假借“皇军”之手，在七月间将他枪决。此后，特务队有的被扣，有的逃跑，随即土崩瓦解。
十月三十日，又调来个“石黑队”，并带来一批叛徒，称之为“铁心队”。他们到处搜罗坏人，扩充组织，对人民吊打非刑，威逼情报，逮捕杀害抗日同志，敲诈勒索群众财物，疯狂地给日本鬼子“搞成绩”。对此，我们一面和他们疏通关系，进行警告和争取。为了教育这股特务，我曾亲自同“铁心队”的队长刘长起接过一次头，向他进行教育后，改变了他认贼作父，以民为敌的态度。从此，他在各方面都有所收敛。我们一面对最坏的打击、镇压，如我九区手枪班，利用赶集的日子，化装潜入长官据点，将其队长打死，敌人有两月之久找不到人干队长。再者，有一个黑夜，我手枪班同志，秘密进入长官街的一“破鞋”家，将四名在那里鬼混的特务当场打死。对保店 据点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一九四三年一年中，我们就枪决了特务、敌探、敲诈和贪污的坏人有一百四十四人，大大地镇压了他们的反动气焰。从而，曾一度有些人就不敢作恶了。
在敌人越疯狂、环境越恶化的时候，反动会道门也越来越活跃起来。当时有活动的竟达十四种之多，如家礼、龙华道、皈依道、圣贤道、九公道、一贯道、天地门、万国道德会、新民盛教会等。其中以家礼活动最为猖狂，且被敌人利用。如大柳据点的鬼子“池天宏”，伪装信仰“安清邦”（对家礼的另一称号），邀请当地家礼头子王老头、任臣等开会，发起组织“安清道义同盟会”，并建立了区、村组织。其口号是“皇军”协助“安清”发展，“安清”协助皇军“剿共”，“同心协力，建设东亚”。凡加入“安清”的人，可以自由出入“皇军”衙门，如遇讨伐亦保其安全。但条件必须经常向“皇军”报告八路军的情况。这些反动会道门，经我们对其首领进行联络、教育、批评和打击，以恩威并施的手段，限制其活动，使其不敢破坏抗日。他们在我抗日军民的监督下，随着革命两面派工作的开展和锄奸反特工作的进行，大多数没发展，也没给敌人效劳多少。
同敌人进行全面的斗争
为了对付敌人的“总体战”，我们对敌人进行了全面的斗争。就是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军事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政治是军事取得胜利的保证。从敌人方面来讲，如果他们不是首先发动军事进攻和占领，他们政治上的一切统治，经济上的掠夺，文化上的侵略等目的，都不能达到。从我们方面来讲，当时我们如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反动势力就更加猖狂，敌人更加肆无忌惮，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就难以开展。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斗争，我们的军事也会陷于无援的状态，难以生存、巩固和发展。
敌人的“囚笼”政策施行后，一方面在军事上不断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清剿；另一方面亦加紧各方面的统治和压榨。从表面上看，敌人在政治上从县城到各据点一直深入到各个乡村的伪组织、伪秩序都已建立起来，一切伪政令可以达到各个乡村，且有的已经制度化，如情报、开会等。在经济上，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无所不要；货币、集市、工商业均被敌人操纵。在文化上极力推行奴化教育。 伪“新民会”到处安抚。墙上写着什么“中日提携”、“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等等。这个县已成为伪河北省的“模范县”。
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上节所谈到的政治斗争是当时主要斗争形式之外，这里再谈谈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斗争。
反对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
在经济方面，一九四三年农业遇灾欠收，全年不过四成年景，尤以东南三、四区为重。而日寇却为了实现其“以战养战”的阴谋，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仍大量搜刮群众的粮米财物。敌人在上半年已按亩强征粮十余斤，钱数十元(伪联合准备银行票)，秋收之后，又大量勒索粮棉，群众无力负担，怨声载道。当时全县人民，对助纣为虐，搜刮民脂民膏的汉奸伪联保主任周建平，恨之入骨。我们根据群众要求，决定与敌人展开粮棉斗争。反对勒索，反对敲骨吸髓。斗争的目的要达到少纳、免 纳、拖延，以保存抗日资源，减轻群众负担。其办法是：第一步发动伪编乡长、保长和群众，搞“请愿”活动，要求减免、第二步，解散伪编乡，个别摧毁保甲制，建立联庄公益会，在抗日政府领导下，统一步调，拖延少缴。从而使敌人一时找不到头绪，零星汉奸也不敢出来了。县、区伪联保处，也陷于瘫痪，拖延了缴纳日期， 既便缴纳时，也掺水加土，应付过去就算。
反对日寇奴化教育。
在文化教育方面，敌伪在各区的据点中，共设高小八处，每乡设全规小学一处，共五十四处。在各保有灰色初小三百五十九处。我们的对策是：变敌伪学校为抗日学校，取缔奴化教育，禁止念“四书”、“指南”、“精华”，“龙文鞭影”等书。由县政府订阅、分发《冀鲁日报》、《烽火电讯》，以充实抗日教材内容，取缔奴化设施，如教室中的太阳旗，反动标语等，禁唱麻醉儿童的歌曲，如“黄族歌”、“新民歌”等。我们不断召开教师会，或到校视察，对师生讲话，进行抗日教育。并对学校进行整顿，注意解决教师生活上的困难问题。经过以上的工作，除据点内的学校外，一般由伪学校改变成灰色学校。教师中除极个别反动者和落后者外，多数成为革命两面派，也有少数人成为抗日教师。学生们一般都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道理。此外，由于年景歉收，有些学龄儿童上不起学，我们帮助群众成立了一些半日班的学校、义务学校和夜校，以普及教育。
在日伪“扫荡”、“清剿”中的惨痛损失。
在军事方面，敌人洪沟修成后，除青纱帐期间外，敌人总是反复不断地进行扫荡和清剿。其战术是: “合击包围”(有时一村，有时数村)、“游击扫荡”(不回据点，夜伏昼出)、“拉网捕鱼”(分数路前进，来回扫荡，又叫梳蓖扫荡)、“对角清剿”、“追击截击战”(发现我们，用马队、车子队围追截击)。在敌人的频繁扫荡和小股的经常出扰中，全县差不多每天总有出事的地方。从县到村的各级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不断有被打的、被捕的和牺牲的。仅在一九四三年春季扫荡中，抗日同志牺牲八名，负伤二名，被捕的八名。特别在秋季的扫荡中，于九月二十一日，我县府机关人员一部和一区区队，在崔庄遭遇敌人扫荡队。我全体同志奋战突围，虽然给了敌人一定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冲出村外后，又受到敌人的车、马快速部队的围追截击，一致使我县府秘书魏芳林同志和区队指导员扬同志当场牺牲，财政科长刘基同志受伤被捕，在敌人的百般折磨下光荣牺牲，粮食科长赵觉民被捕后下落不明，共伤亡战士数名。
这次惨案发生后，地方上三、四区反动势力特别猖狂，我县公安局长兰甫同志，急速前去调查镇压，当夜住在杨纸房。次日，即九月二十八上午，就遭到敌人的袭击，又不幸牺牲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县府的科局长干部都死光了。
一九四三年初冬的一天，我四、五区区队，住在郝庄。宁津、柴胡店等据点的日伪军包围了该村。我军在突围中，四区区队指导员孙庆功同志壮烈牺牲，五区区长李青峰被捕带到城里去。
在“囚笼”内第一次打胜仗。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间，一场大雪之后，长官据点伪警察所长带领伪军五十人，到王廷府庄勒粮。到了晚上点灯的时候还没有回据点。我带领县大队的一部与九区区队配合，在薛庄南面打了一个埋伏战。活捉伪誓察所长张书臣等十余名，打死打伤数人，缴获枪支、自行车等物品若干。这次战斗的战果虽然不大，但影响不小，它震惊了全县的敌伪人员，振奋了全县的抗日军民。事实证明，在 “囚笼”中也可以寻找机会，主动地消灭敌人。
当时，由于我们有武装力量支持，才能对敌展开各方面的斗争。这不仅使我们站住了脚跟。积蓄了力量，孤立了敌人，而且使形势逐步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为以后的军事反攻和打开“囚笼”奠定了基础。
邢仁甫等叛变投敌
一九四三年是宁津县军民抗日斗争中最艰苦的一年。也是冀鲁边区最艰苦的一年。在艰苦斗争面前，确是考验人的时刻，人的忠、奸、善、恶，最易见分晓。
原宁津县大队副姜凤泉于一九四二年秋调往军区任参谋，一九四三年春跑到宁津县城投敌叛变了。乐陵县大队教导员张立本也在这时之前叛变了，并在乐陵勾结日伪，破坏抗日，无恶不作。国民党的鲁北专员兼保安第四师师长刘景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投敌叛国。六月三十日我教导六旅原旅长邢仁甫叛变投敌。他在投敌之前，还利用新收编的土匪部队、旅部手枪队队长冯冠奎带三十余人，乘我冀鲁边区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同志在盐山、新海交界的大赵村召开侦、通会议之际，将他杀害了。
黄骅，一九一一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五湖区一个贫苦佃农家庭里，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到抗战初期，在晋西任副支队长，又转入鲁西，一九四一年四月，调来冀鲁边区军区任副司令兼教导第六旅副旅长。和他同时殉难的还有参谋主任芦成道，参谋崔光华、董兴根、陈彪，负伤的有池田、齐耀庭、刘金财、迟林兆等同志。
邢仁甫为什么要刺杀黄骅呢？邢是个旧行伍、野心家，早就贪污腐化，搞私人拉拢，建立宗派小集团。他的野心早已发展到想把冀鲁边区做他的独立王国，把教导六旅当作他私人的势力，妄想当边区反共军的总司令。障碍他实行这一阴谋的，就是手握兵权的副司令员黄骅同志。黄副司令等彼害的噩耗传来，全区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为黄骅等同志的牺牲而悲伤，为邢仁甫的叛变而愤慨。为了怀念黄哗烈士，后将新海县改为黄骅县。全国解放后，邢仁甫被我军捕获，于一九五O年押回旧县镇, 就地枪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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