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这样：当时边区一专署发现市场上的币制非常紊乱。由于国民党南逃时，将银行的钞票全部拉走，市面上钞票奇缺，有些地方以物易物。当地的买卖铺户、饭馆酒店，以至于茶摊、杂货铺，都发行纸条币来充当货币。纸条上写上几分、几角、几元，盖上自己的戳或铺子的印章，以照凭信，就可以做为钞票在本地方流通使用。如靳庄一杂货铺，就发出纸条币数百余元。再就是有一些投机倒把分子和坏人，趁机打劫，乱发纸条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则铺面关门倒闭，人则逃之夭夭，以致他们发出的纸条币无处兑现，成为废纸，坑害了老百姓。所以老百姓手中一拿到纸条币，不管吃亏多少，好歹在街上买些实物拿回家去，防止受害。
一专署专员石景芳、副专员朱林森，为了制止币制紊乱和与敌人作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当时已出现敌人的“准备票”)，决定由副专员朱林森和王永礼负责印制“北海票”。用的是十王庙的石印印刷机和附近村庄的印刷工人。托商人侯俊德和孙有德从天津买来了钢票版，进行制版印刷。
开始，在白菜魏，张户头设立了印刷点，成批地进行印刷，首次印刷共用道林纸四十令，计四百万。票面有：一角、二角、五角、壹元的四种。后印刷厂转移到魏家庵、乐陵县的小宋庄。以前印制的是“北海票”版，后印制的是“渤海票”版，是为满足边区的三个专署的需要而印的，估计印制票子的总数有一千二百万张。制票、印票、取票都是在副专员直接监督下进行的。
“北海票”一发行，立刻制止了市场上的币制紊乱现象。而重要的是与伪钞——“准备票”进行斗争。敌人想用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出的票来控制冀鲁边区的命脉。我们以“北海票”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经济斗争开展以后，迫使伪钞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在据点上使用，连敌大编乡也不敢乱化伪钞。
“北海票”发行以后，对国民党留下的“中央银行票”、“中国银行票”、“交通银行票“以及其它的银行票，我们都给以兑换，收起来不使之流通。因此，我“北海票”在边区内统一了币制，稳定了市场交易，安定了民心，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北海票”印完后，专署即将印刷机及印刷工作人员归属于总文救会印刷股了。以总文救会主任吕器和副主任王永礼为主编，开始了印制各种抗日文件、公告、捷报、抗日歌曲、抗日剧本、说唱鼓词等和《儿童捉特务》、《鬼子抓壮丁》、“血仇”等战斗故事书。还翻印和出版了精装本《联共党史》、《马列主义初步》,《论持久战》、《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一生》、《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七•七》等书和小册子，以满足干部和群众学习的需要。又印制了抗日小学课本，由区文教助理李介三、李华兴等人，分送给各敌战区小学，将这些小学改造成为两面派的灰色小学。公开念伪书、老书，如《三字经》、《百家姓》《论说精华》等，以应付敌伪。而秘密念得却是抗日课本，向学生进行爱国、抗日、救亡的教育。
这里值得提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写宋体字的刻版员张玉琴，他书写的《联共党史》，石印后和铅字印刷的俨然一样，得到全专区同志的赞美，曾受到冀南行署领导同志的表扬。第二个人是印刷股管理员孟昭武，他利用在当地人杰地灵的特点，在十王庙长期搞印刷活动，并未受到一次损失。他又打通敌伪关系，顺利地进行业务活动。他与东光的敌军站的何玉坤、沈春延建立了通信关系，能够及时得到敌人的情报。所用的印刷物资，不断地顺利地由敌战区运送到我处。我们的文件和宣传品亦能及时送出。
印刷股的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关系搞得非常密切。吕主任和全体人员都吃、住在群众家里，形成深厚的鱼水情意。住在谁家，就是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形同一家人。在工作中不时得到他们的维护和支援。如一九三九年春节一次敌人的扫荡，印刷股的所有工作人员和群众一起都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只有机器和大批的印刷品还留在一间大屋子里。当时看家老人孙怀路，忙把过去印出的大批的剩余残品——袜子、带子的商标标签，全部抱在机器上和文件上，把一切抗日文件盖得严严得，使人看不出来。鬼子一进屋，见到了机器，问“什么的干活?”意图把屋子机器烧掉。孙怀路老人说：“俺是做买卖的，是给柴胡店买卖家印的袜子、毛巾的商标号子。”经翻译一说，鬼子就走了，从而，避免了一场毁灭之灾。
从此以后，鬼子的扫荡日渐频繁，印刷股己经不能公开地进行印刷工作，即转入了地下室。一年以后，又转移到沈庄、张户头、魏庄、吉杨、李名杨、孙营盘等村，开展了对敌斗争的游击印刷活动。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寇纠集津南、沧州万余敌伪军，对我边区进行残酷地扫荡。在铁壁合围的大小单、柳林的战斗中，我们的损失极大。地委、专署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罹难，总文救会主任吕器同志光荣牺牲。总文救会印刷股，由于机器在营盘被敌人剿去，书刊、文件、印刷物资亦被敌人抢劫一空，印刷工人和工作人员也已大部失散，总文救会印刷股从此解体。（昌秉德整理）
浏览：58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