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重大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促成的，不是偶然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连夜下密令不许抵抗，并命令张学良退进关内听从指挥，关内政府既不抵抗不援助，听之任之。后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等。日军继续前进。河北省伪冀东成立反共自治政府，接着又提出华北五省自治，又进攻绥远。而国民党政府死抱着不抵抗主义，并进行丧权辱国的秘密外交活动。如订立何梅协定，塘沽协定，察东谈判等。这样的活动更加剧了日本得寸进尺的野心，张学良的处境更加困难。外界不知张的不抵抗是蒋介石下命令不准抵抗的。有话无处说。蒋这时决定派张出国考察去意大利。
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打内战。蒋介石决心调动东北军全部兵力约二十万人和十七路军地方武装等都调往陕西前线，进行剿共。还决定从广西、四川等地，调三十个师进驻河南平汉线上和陕西南部作为剿共的后盾。如果东北军，十七路军剿共不力，就准备外调福建、安徽、河南处理，或就地分化瓦解。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都遭到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挤。东北军过去盲目地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放弃了东北国土。奉命剿共，遭到了严重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故土。
1935年12月17日-25日，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严重形势，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他指出，我们党应当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方法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会议决议要求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包括国民党上层，注意防止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工作，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会议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但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把东北军变成抗日救国的友军。争取的办法主要靠耐心说服和解释工作。又指出，在东北军内部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和下层同时进行，互相配合。上层的统战工作尤其有重要意义。这些政策与过去“左”倾主义观点是不同的。这一精神不仅适用于东北军，也适用于其他国民党军队。
杨虎城及其率领的十七路军，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同共产党有过联系。“四一二”政变后，杨虎城仍和南汉宸等一些共产党人保持联系。1935年11月，杨表示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王炳南到西安会见杨，经过多次谈判，就联合抗日，互不侵犯，互相友好，取消商业封锁，建立联络，取得了共识，并派张文彬为红军代表。这其间共产党还在张杨之间进行疏通工作，促进他们团结合作。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一个胜利。
1935年10月下旬，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这次到南京心情有些不满和不安，因为不久前东北军一一0师被红军消灭了，十天前一0七师又受到重大损失。而蒋介石对他既不安慰也不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还要减发军饷，取消一一0师的番号。既挨了红军的打击，又受了国民党中央的气，不知如何是好。11月下旬，张学良在南京又接到一0九师在剿共中全师覆灭，牛元峰师长阵亡和一0六师也受到重大损失的消息，更使他又气又急。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对张学良所作的有关东北军报告，也不耐烦听，使得张学良心中更加难受。北平方面大中学校的学生，爆发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示威大游行，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新高潮。这种剧烈的斗争形势迫使张学良不能不考虑怎么办？找个什么人谈谈心里话？他忽然想到因从事抗日活动而在上海坐过牢的杜重远。杜是他老乡，九一八前当过他的秘书，也办过企业，与张学良关系很好。1935年6、7月间，杜重远所办的《新生》杂志上刊登了《闲话皇帝》一文，日本人认为侮辱天皇，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抗日运动，取媚日寇，将杜重远逮捕，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后因病保外就医。张认为杜一定在政治让有点好主意，于是就在五中全会闭幕后，借故去上海设法秘密会见杜重远。在那次会见中，杜重远诚恳直率的指出张过去跟着蒋介石剿共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应该联合各方面力量来共同抗日，才有出路。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同胞，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张将军的荣誉，必须走联合抗日道路。特别是东北军主力当前集中在陕甘两省的情况下，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可以联合作为依靠。第二，西安的杨虎城将军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是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有利地形与苏联搞得关系很好。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杜说，如果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是很有前途的。杜最后说，目前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已经到来，东北军今后绝对不能再跟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这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活路。张对杜的建议表示同意。谈话之后，张学良将军还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张知道李杜同共产党组织有接触，希望李杜能够帮他找共产党商谈。
张学良认为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因此他未回西安就发电报给东北大学学生会，要求派代表去西安见他。学生会派宋黎等代表去西安，汇报了情况，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张很受感动。与宋谈话数次，便将宋留在身边，并准备重用。1936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张突然接到王以哲军长从洛川打来的一份密电，说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放回来，他有机密要事想面陈副司令。高过去是张的副官，东北人，有民族意识，强烈要求抗日，被俘后在红军中生活了一两个月。张学良得知这个消息，亲自驾机飞到洛川，与王以哲、高福源一起谈了一整夜。张最后对高福说你明天就赶快回去，请共产党派正式代表与我商谈抗日问题。高回陕北苏区汇报了详细情况，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并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电告张学良，红军代表择日可到达洛川。
李克农同志于1936年2月25日抵达洛川，会见王以哲军长，交谈一些具体问题，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口头协定。3月3日张学良将军由南京乘飞机返回西安，第二天飞洛川会见李克农同志，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会谈。谈话内容除了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外，张提出：
1、请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进行一次商谈。商谈的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2、红军派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的问题，由张负责与新疆的盛世才联系交涉通过。
3、请中共方面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与各方面联系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张学良刚回到西安，就接到上海李杜打来电话，说已找到了他想见面的朋友。张立即派人去上海把这位朋友接回西安。此人即中共代表刘鼎同志。通过交谈，张学良衷心佩服，十分高兴。从此以后刘就成了共产党在东北军的联络代表了。（孟苏北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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