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5月的一天傍晚，荣世潍厂长和我各自挎上驳壳枪，警卫员于维荣背上冲锋枪出发了。一辆十轮大卡车正等在东夼村的河北边，待我们上车就向西驶去。我们的任务是到临朐县孔村去找好驻地，迎接随后到来的印刷厂车队。
我们坐的车是缴获国民党军拉榴弹炮的美国造十轮大卡车，现在车上装的却是我们厂胶印机上的两个大滚筒和一大桶汽油。为了躲避可能突然飞到头顶的国民党军飞机，我们只好利用夜间行车。一路上山路起伏，有沟有河，驾驶员司君安是位有经验的老司机，把车开得稳稳当当。荣世潍坐在司机楼里，我和小于站在车厢前面，看着在眼前飞落的晚霞把胶东的山水涂染得一片金色。
公路两边的村庄、树木向我们身后飞掠而去。这回，我和家乡是越来越远了，但是我的心情却因为胜利而愉快极了。小于对我说：“听说延安收复以后，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了。”
我接住他的话头说：“咱们山东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只剩下青岛、济南还没有解放。现在，毛主席向东，我们向西。我们跟毛主席越来越近了。”
喜悦和兴奋激荡着我们两颗年轻的心。初夏的深夜，风不吹，鸟不鸣，牛羊也不走动，只有我们这辆大卡车大开车灯，尽情地奔驰在胶东大地上。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达潍县城，司君安找了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下。我们吃了一点东西，司君安把一块军用毯子往地上一铺，和荣世潍倒下就睡，小于守卫在一边。我年轻，到了新地方一点困意也没有，就跑到城里看了看。
战争给潍县留下深深的创伤，到处是残垣断壁，城里已经没什么市面可言。火车站上停着一辆被打坏的火车头，像一只受了伤的野兽卧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好奇地爬了上去看个究竟，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火车。这辆严重受损的火车头并没有给我一丝一毫的不快，恰恰相反，我满心欢喜地想，我们一定会用自己的双手医治好战争的创伤，从现在起，革命就要坐上火车前进了！
等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的大卡车加足了油和水又上了路，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北海银行发行局所在的临朐县南流村。
由于我们已经有了稳固的后方。发行局决定在其下属组建3个印钞厂：印钞一厂设在南流村，使用原先的胶东印钞厂铅印印钞机和铜版印钞；印钞二厂是在原华中印钞厂的基础上建立的，驻地在另一个村庄，使用他们北撤时带来的凹版机印钞；印钞三厂就是我们厂，使用原胶东印钞厂的那台功臣胶版机和为它配套的铅印机。
经过了南流村，我们当天就来到了孔村。这是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在国民党统治下吃尽了灾难，军阀吴化文吴化文（1904~1962），曾是一个旧军人，早年有过不光彩的经历。解放战争中曾任国民党军军长。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吴化文任军长。新中国成立后，吴化文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1962年4月病逝于杭州。曾在这一带制造“无人区”，弄得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农民院子里长满了野草，野狼竟然跑到房子里来下崽子，到最后孔村只乘下一个死也不愿离开家园的老头。共产党解放了这里，待荣世潍和我来到孔村的时候，外逃的人们已经开始陆续返回家园，村里能见到有人走动了。
我们看好房子后就吃住在老乡家里，老乡为我们做了煎饼卷大葱，这在他们就是最好的饭了。这里做煎饼和别的地方有些不同，老百姓把磨好的玉米面、高粱面和上水放在太阳底下晒，待它发酵有了酸味再烙成煎饼。老乡家里没有炉灶，妇女盘腿坐在地上，把个鏊子支在三块石头上，底下烧麦秸或草，做饭时用一块布蘸上点油在鏊上一擦，紧接着就烙煎饼了。由于屋里没有烟囱，年长日久地做饭把屋里熏得漆黑。这里很闭塞，孔村人吃不到也看不到海味，由于缺碘，几乎个个都长了大脖子。封建的余习也重极了，我在全村只见到一个大脚姑娘穿着双花鞋推碾子，其余的全是小脚，走路摇摇晃晃。生活太苦了，这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看起来都像30多岁似的。
解放了，孔村人开始觉悟，他们坚决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把成片的房子让给我们作厂房。我们的车队很快就拉着机器、纸张和油墨源源而来。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使我沉痛的事情。由于山东的山多，公路条件差，我们的汽车也老了，结果行进中有一台拉纸的汽车上山时打滑跌到了深沟里。我们厂的材料股长李纯青正好坐在车上，不幸被滚筒纸砸在头上牺牲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李纯青是位参加革命比较早的同志，他非常喜欢青年人，和我的关系也很好，见了就总是和我开玩笑。有一次我全副武装从海阳前线回到厂里的时候，他走过来在我身后悄悄地拔我的手枪梭子，我发现了，他也笑得合不拢嘴，那形象我至今不能忘怀。
来到孔村的车队里除了汽车，还有不少马车，我的办公室里很快挤满了从胶东来的马车夫，等着我给他们支付运费。这些胶东来的民工对公家的财产非常爱护，他们载来的一切物品完整无损。刚到孔村我还没有算盘，我就凭民工们口头上申报的运输量计算，为他们开出了运费。最后合计，民工们说的都实实在在，没有虚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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