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权跟我同岁，当时都是16岁。我们俩步行一天到了北海银行东海支行驻地文登县城，住进了支行招待所。当时同住在这个招待所的还有一位李楠大姐，是来胶东办事的。我们叫她大姐，其实她也就20多岁。她经常来看我们，帮我们张罗什么的，给了我们大姐般的关怀，使我们感到很温暖，感到我们的革命队伍真好。
在东海支行的院子里放着一排自行车，大概有七八辆吧，这排“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可把我们迷住了。我们得到许可学骑自行车，赶紧一人一辆推了就往街上跑。没有人教，我们在公路上狠狠自学了好几天，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裤子撕破了，腿上划了口子也满不在乎。很快，我们就可以骑着走远路了。于是我们就骑着车子到七里汤温泉去洗澡。
回来的路上可出了洋相，张世权那辆车刹车不好，在一个下坡处一头撞翻了路边卖花生小贩的摊子，五香花生米撒了一地。我们吓坏了，赶紧下车帮着老乡收拾，一边忙不迭地道歉。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赔给老乡，这桩事也就算解决了。
我们回到招待所，新的消息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呢——我俩被分配到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工作。
当年3月8日，我和张世权来到李楠大姐的房间，首先祝贺她三八妇女节快乐，然后和她告辞，踏上了西行的道路。
胶东印钞厂驻在乳山县崖子村，我们两人从来没有离开家那么远，在思念家乡的同时，我们更有一种豪壮的感觉，觉得我们是出远门干革命来了，我们要去亲手参加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我们俩边走边聊。阳春3月，田野里、群山上依稀泛出了朦朦胧胧的绿色，春天就要来了。我们说，这个春天是属于我们的。
崖子村是胶东平原上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当我们在金色的夕阳里走进这个村子的时候，炊烟四起，映出的农家房顶高高低低，正是典型的胶东农村的景色。
来到印钞厂，第一个和我接触的是宋协升和隋珍源。宋协升是我的小组长。上班第一天，他带着我来到崖子村东北角的一个小院里。他打开了大门上的锁，惊起了院子里的一群麻雀。接着，他打开平房的锁，原来这是印钞厂的仓库，屋里干净极了，堆满了印钞纸，一摞摞很是整齐。屋子里本来是土地，为了防潮，纸堆下都垫着一块大木板。宋协升指着满屋子印钞纸对我说：“这些都是80镑的道林纸。它可来之不易，都是通过地下党在敌占区用黄金买来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结实又光亮的纸，我知道纸是珍贵的东西。我上学时候用的笔记本都是把旧书翻过来写字的。
来到印钞厂，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和这些纸打交道——向车间供应印钞纸，我发出的纸必须准确。宋协升叫我数纸。我当过出纳，会数钞票，可是初见这些印钞票的大纸，我却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宋协升很耐心地做示范，教了我两种数纸的办法，一种是右手扭开纸边，左手一五一十地数；另一种是把纸搬过来，用左手捂住，右手向前推着一五一十地数。我很快就把两种方法都学会了。经过几天的练习，我数纸数得又快又准，以后也从未发生过差错。
能够胜任工作了，我才静下心来，好好观察崖子村。
崖子村坐落在平原上，村子西头有一条旱河，只有雨季才淌水。河边有一个集市，在逢五逢十赶集的日子里，四乡的农民把自己种的各类蔬菜挑到集市上卖，再买回自己需要的东西。和集市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牲口市，在集市的日子里驴马欢叫。集市的一边专卖旧货，小商小贩们把各色衣服、毯子挂在绳子上，五颜六色。在村子里，甚至还有一家书店，一两家百货小铺，真算得上是热闹的地方了。
印钞厂坐落在崖子村中间的一座大庙里。大庙坐北朝南，里面安装着两排铅印机，我们管它叫“老虎嘴”。车间里总是响着铅印机胶辊子在墨盘上滚动的声音，八九名工人在那里紧张工作。
出了庙门，东西各有一排二层高的阁楼，楼上楼下摆满了高高的木头架子，架子上摆放着正在自然晾干的印好的钞票。在阁楼里面，房子正中有几张长方形的桌子，年轻的男女检封员坐在两旁，聚精会神地逐张检查钞票的印刷质量；有的人则把钞票的半成品或成品从大庙搬到楼上。大院中间有两位工人，一位叫吕玉田，一位叫孙洪坤，在那里生火熬胶，把从机器上退下来的胶辊子熔化，再制成新胶辊供机器使用。
大庙西院是办公、住宿、成品打包的地方。出了西院的南门，向东有一块很大的空地，空地的东南角上有一个小车间，我们叫它“修理部”，里头有几台十分陈旧的车床，专门修理出了毛病的印钞机器。
整个工厂都用高墙围着，大门口没有任何标志。为了保密，工厂的代号叫“福记栈”，大门旁边的警卫室里是穿便衣背驳壳枪的战士，生人禁止入内。我们印钞厂还有胶印车间、仓库，厂部和医务室则分布在崖子村的其他地方。
为了供应纸张，我经常到胶印车间去。我们工厂只有一台日本制造的胶印机，安装在足有四五间屋子大小的平房里。机器的动力来自安在院子里的一台汽车发动机，用一根又宽又厚的皮带传动。我们的胶印机可是宝贝，一次可以印8个到10个票面。曲延山是胶印车间的主任，他高高的个头，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技术高超，许多困难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发挥工人们的才智来解决的。
我们的胶印机大滚筒上有一张整块的胶皮，这张胶皮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印钞质量。我来到印钞厂的时候，这块胶皮已经老化了，胶面上出现了不少裂缝，可是又没有第二块备用的胶皮。为了保证印钞质量，工人经常像绣花一样地修补这块胶皮，修好了再用，坏了马上修，往复循环。
我经常到胶印车间去送纸，在机器运转正常的时候，一大张一大张的钞票从机器里稳稳当当地滚出来，工人的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容。可是有的时候机器停了，每个人都焦急万分。这欣慰和焦急都和这台胶印机有关。渐渐地，我也被这台胶印机，特别是那块大胶皮牵住了心，只要瞧见工人在修补这块胶皮了，一有空，我总是站在他们身边静静地看着，在暗地里为他们使劲儿。
在印钞厂管纸不久，我被调到检封股工作。检封股是专门负责检查印钞质量的，一张钞票正面要印底纹、花边，有的图案还要套色，钞票背面也要有花边。半成品印好以后，要经检封股检查、过数，如果发现四种版对得不准，油墨模糊，或是切纸刀切斜了，那就要把它们挑出来，作为废品。半成品检查过数后，再送到车间，上铅印机打号码，加盖图章。打完号码后，产品再搬回来检查、过数，如果发现号码、图章打歪了，或是跳号、重号，都要挑出来补印号码，使每张钞票上的号码保持连贯。经过我们检验的产品才能成为成品，最终走向市场流通。
在我们检查之后，钞票要用白布包起来，用针线缝严，进行登记之后就可以出厂了。出厂的钞票由警卫战士骑自行车送到指定的地点。后来我们有了卡车，打包之后就装上木箱运走。我到了检封股，工作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干起来浑身都是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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