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设在村北头大栓爷家的房子里，一排四间，北墙上没有窗户，南墙上是老式的木格子窗，上面糊着窗户纸，弄得屋子里很暗。教室里摆着两排桌凳，老师秦锡纯是本村人，按辈分我应称他爷，其实他大约20来岁。
我的童年，新思想的风已经从海上吹过来了，我上学读的已经是新式的教材。我们村的老辈人都挺重视孩子们的教育，这时觉得北下河村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学校，就在村东南盖起了一所新学校，有六七间教室，前后玻璃窗，教室里是崭新的桌凳，还专门为教师盖起两间厢房，一间当卧室，一间可以做饭。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搬进了这所学校，心里特别高兴。
搬进新学校后换了老师，都是邻村人，要求挺严格，天天要学生出早操跑步。冬天太阳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已经集合在土地庙前的操场上，跑得满身冒热气了。在老师的讲台上放着藤条做的教鞭，学生默写不及格，或是上台演算算术出了错，再就是犯了校规，老师拿起教鞭就打手心。我调皮，手心挨打自然少不了。有一回老师出去了，同学们玩得得意忘形，我还爬上了墙。突然，老师回来了，我正骑在墙上。老师瞪着我说：“你小嫚儿的脚叉驰开了！”说着把我叫到讲台边，用藤鞭狠狠打我的手心。我只觉得手心火辣辣地疼，后来把手掌放到写字的石板上才觉得好一点。
就在我刚搬进新教室不久，中国，或者说世界发生了一桩大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这意味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由于农村的闭塞，日本侵略军打来的消息要晚许多天才传到我的家乡。有一天我们家正在吃饭，突然听到天空中传来飞机的隆隆声，接着是炸弹的爆炸声，原来是我们村西5公里的黄山集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大概就在这一天，日军在荣成县石岛镇登陆，向前推进到离我们村十几里的赤山村、东南大寨，建立了外围据点。
战争爆发了，我却没有听到过抵抗的枪声，只看见国民党军队三五成群地经过我们村撤退。过了不久，日本侵略军频繁出动，在我们附近地区烧杀抢掠，有一次窜到邻村，把那里的小学烧掉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损失，我们村决定，把学校的桌凳全部疏散到老百姓家里去。这一来，学校教室就变得空荡荡了。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就坐在地上读书了。母亲给我用蒲草编了一个蒲团，拿根绳拴了背在肩上去上课。上课的条件差了，在我心中激起了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同时也教育了我，侵略者越是不愿意我们上好课，我越是要读好书，争一口气。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共产党来了，我们那里成了游击区，逐渐成为抗日根据地。我们村在那时建立了党支部，我伯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知道我们学校的吕老师也是中共党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很快控制了胶东很大一块地方，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领导的区中队、县大队和武工队经常活动在我们村一带打击敌人。我们村建立了民兵，发了土枪、手榴弹。所以日军虽然离我们很近，却不敢轻易出动。日本据点向我们派粮、派草，我们村都拒绝执行，日本侵略军也没有办法。
我们村的民兵很活跃，经常带着梯子、锯子和斧头到日本据点附近去锯倒敌人的电线杆，剪断电话线。有一次我也要求去，他们嫌我小，没有同意。可是我清楚，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中国人要反抗，我年纪虽小，也要为打日本鬼子出力。那时我们村已经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我被推选为儿童团团长。我组织同伴们在村头站岗放哨，见了生人要检查通行证，并且监视日本军出动的情况。
在我小学三四年级时的春节期间，在抗日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排演文明戏宣传抗日。其中，有一个剧本叫《归队》，故事说的是，一家三口，夫妻二人还有儿子大宝。丈夫参加了八路军，但是他怕吃苦，有一天开小差跑回家。妻子和儿子大宝一起劝他归队，回到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我饰演儿子大宝，在我的演出中有这样的唱词：“小秤锤，并不沉，用在杆上有千斤。别看我们儿童团，人虽小，可能干，站岗放哨抓汉奸。”
战争年代的生活令人激动又紧张。如果日军出动，邻村会把消息用鸡毛信送来，我们一接到鸡毛信就转送到村公所，然后由大人送往下一个村子。后来发明了“消息树”。在北齐山村的山顶上树起了一棵松树，常年有人看守，要是日军出动了，这棵树就会倒下，民兵们一看就会做好战斗准备。有了消息树，鸡毛信就很少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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