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老人是一条河，他包含一切，却只是默默地流过。”当我坐在八十六岁高龄的齐林山老人面前，与他谈起往事时，愈发强烈地感受到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他是一个平凡的老人，在他的身上却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的故事，随意采撷，都是精彩之篇。
同许多监狱系统的老前辈一样，齐林山同志也是年轻时参加革命、身经百战、随后服从组织安排脱下军装、转入新的战线并开始新的战斗生涯的。齐林山同志191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他在童年的时侯，父亲就被村里的恶霸勾结土匪杀害了，面对贫困和苦难的岁月，使他从小就在心灵里刻下了对反动压迫的仇恨，种下了追求光明的种子。 l 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家、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年九月，家仇国恨使齐林山同志毅然离家，踏上了寻求解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当地群众，建立起抗日的革命武装，走上了保家卫国、浴血拼杀的抗日前线。战斗生活虽然艰苦卓绝，但是他在党的培养下在频繁的战斗中迅速成长，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农民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新中国建立以后，齐林山同志服从组织的安排，进入劳改战线，开始了虽无枪林弹雨却也危机四伏的罪犯改造工作，开始了他的重要人生历程……
一、1951年至1954年，创建泰安劳动改造队
巍巍泰山，五岳之首，力拔河山，气势磅礴，
一九五一年夏天，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时任泰安行署公安处侦察科长的齐林山同志，刚刚处理完平阴等县的几个反革命大要案，就接到上级命令，调任公安处劳改科长，负责筹建泰安劳改队。当时，在公安系统从干侦察到干劳改，是谁也不愿干的活，有些同志一听要到劳改队工作就好像被贬一样垂头丧气。可齐林山同志不管这一套，他说：“罪犯都是我抓的，我就应该去管好他们，只要是党的工作，什么名声好听不好听，不管有多大困难，不管什么样的条件，叫我干我就干!”第二天，齐林山同志就毫无条件地走马上任了。
建国初期，创建劳改队都是从一穷二白的局面开始的。从物资到资金，什么起点都等于零。当时的泰安劳改队管理干部不足百人，账面上的资金只有二十余万元旧币，折合人民币也就是20多块钱，但是需要接收的犯人却是泰安行署所辖12个县的3143名罪犯。没有住房监舍，没有生产设施，没有管理经验，连犯人都散布在十二个县里，要把这些人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起来关押，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对此齐林山同志说：“干工作就不能怕困难，要不然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他知难而上，率领从全地区调集来的近百名同志，开始了艰难的创建工作。为了加快劳改队的创建，确保按时收押犯人，齐林山同志走遍泰安城郊，亲自选定地点，并在短时间内拟出一份包括干部安排使用、收押罪犯的先后次序以及罪犯监舍建设、生产项目开发等等问题的筹建方案。并提出了先分散关押、积极承揽生产任务、努力自筹资金、打好基础，然后逐步集中、再图发展的实施步骤。这个方案得到上级党委批准后，齐林山同志便一头扎进工作里，吃住都在劳改队，极少回家。白天跑行署财政处、计划处，晚上到临时搭起的监舍里同干警一起做管理工作，调研各方面情况。另外，每个月还到各县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有车坐车，无车步行，付出的辛劳从中可见一斑。在他的努力下，很快在泰安、新泰、长清三县建起了三个管教大队，其中：泰安大队的主要生产项目是烧砖制瓦，新泰大队是搞运输，长清大队主要开采石材。由于管理得当，这三个大队的生产项目很快赢了利。为了挣钱，补充创建资金的严重不足，他还提出不能让一个犯人闲着。他说： “只要有人，就难不倒咱们，就能挣到钱。”于是，他发动大家组织闲散劳力到农户家里干农活，或与有关单位联系帮他们搞运输，最远的要到石臼所去拉鱼。当时跑运输用的是大胶皮车，一人驾辕，四人拉套，一走好几天，吃在外，睡在外，遇到下雨天、上坡路，前面犯人拉，后面队长推，要说苦和累，是真苦真累，但是大家感到跟着齐队长干，再苦再累也痛快。在同志们的苦干下，挣了一点钱，可谁也舍不得花，后来就买了两辆部队替换下来的美国十轮大卡车，才使运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当时劳改队每个中队的配置是5名干部加一个班的公安战士，负责监管300余名犯人。犯人的情况十分复杂，已决犯和未决犯都掺杂在一起，而且大都是反革命犯，主要有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还乡团、地主恶霸等，改造任务十分艰巨。为了对他们实施有效的教育改造，齐林山同志及时总结了他们的改造特点，叫做“一动两不动”，即这些人思想极端反动，但手、脚不动，口不动，你对他进行谈话教育，他不开口，你让他干活，他就偷奸耍滑。针对这种情况，齐林山同志就从“破一动，动两动”入手，加强了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选。“破一动”就是坚决打破他们的反动世界现，“动两动”就是通过劳动改造和谈话教育，把他们的手脚动起来，让他们自己谈思想认识，谈改造体会，参加劳动生产。根据这个要求，干部们白天带工，组织生产；晚上扎到犯人堆里摸情况，做工作，一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但是从没有一个叫苦喊累的，没有一个伸手要报酬的。通过大家的努力，劳改队的改造、生产等项工作很快步入了正规，有了很大起色。
1952年6月第一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召开后，确定了全国劳改场所的方针：“实行长远打算，重点投资，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集中。”这个方针的确定为劳改队的创建明确了方向。随着筹建方案的加快实施，齐林山同志更加忙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带领干部，北上历城、长清、平阴、东阿，南下汶上、泗水，东去莱芜、新泰，西行肥城、东平，一个县、一个县地集中罪犯。当时没有囚车，调犯都是徒步行走。这种长距离、大规模、徒步押解罪犯的方式，是建国初期劳改队调犯的一大特色，也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没有周密的计划和严密的戒备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对此，每次调犯齐林山同志都亲自参加，他腰挎盒子枪、手拿喊话筒，始终走在调犯队伍的前面。当最后一批犯人集中完毕后，他这个曾经让日伪和国民党谈及色变的硬汉子也病倒了。然而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放不下工作，更不能安心治疗。他反复要求说：“要么不住院，要么在医院办公，停下工作是绝对不行的”。同志们和医生护士对他都无可奈何，只好默许了这个“不合格病号”的要求。住院期间，十二个县的劳改科科长陆续前来汇报工作，他坚持着一个个听完，一个个地安排嘱咐，结果住了十几天的院，比不住院时还忙的厉害。
1953年4月，经山东省公安厅批准， 山东省泰安公安局劳动改造队正式成立，下属4个大队，12个中队，48个分队，共有干警155名，押犯2550名，从事砖瓦、开山打石、建筑、被服等项生产。在齐林山同志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干部战士的共同努力，当年创工业产值355．68万元，上缴利润50万元。
二、1954年至1956年，创建山东省少年管教所
泰安劳改队建成后，齐林山同志在全省公安系统出了名，地委调他到肥城县任县长，他到任后接手工作不到三个月，时任公安厅厅长的刘秉林同志知道了这一变化，就说：这样的干部，对公安、劳改这么熟，怎么能放到地方?让他干劳改更能发挥作用。经过组织协调，又把他从县长位置上调回劳改系统，并让他去济南创建省少年管教所。谁都知道，放着县长不干又去创建一个光管坏孩子的单位，是谁都不愿干的事情，可齐林山同志不是这样想的，他说：“这个单位是管教孩子的，谁家都有孩子，谁都愿意自己的孩子能学好，有出息，这些孩子学坏了，我们完全应该把他们管好、带好，这样对国家和家庭都有好处。”
省少年管教所的驻地是原省第二劳改总队砖瓦窑场的旧址，当齐林山同志带领着干部来到这里时，映入眼帘的竟是一片断壁残墙。望着废弃的砖瓦窑和一堆堆破砖头，有的同志开始打退堂鼓，并把请调报告送到齐林山同志的办公桌上，看着这一份份请调报告，他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在砖窑旁来回踱步，望着满天还没有退去的星斗，他想起了昔日一同抗日却牺牲了的战友，更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他想，要干好工作，就必须先把同志们的心拢住，让大家从心眼里热爱这项工作。上班的时候到了，当同志们围拢到他身边时，他没有安排任务，却说：“今天，我带你们到一个地方去看看。”说完后，就抬腿向远处的四里山方向走去。从七里山到四里山，整整三华里的路程，他一言未发，同志们跟在他身后一路来到四里山。当时的四里山还没有建成烈士陵园，三个山坡上，凌乱地埋葬着成千的革命烈士。山风吹来，掀起阵阵松涛，齐林山同志默默地采下一把把山花、一枝枝松柏放在烈士墓前。同志们望着他的举动，全都明白了，大家都学着他的样子，采来鲜花、松枝摆放在了烈士墓前……
第二天，一份份决心书、保证书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当大家的思想稳定下来后，齐林山同志又开始考虑建所方案。少年管教所不同于劳改队，关押的全是十二到十四岁的流浪儿，大多数染有偷窃恶习，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有的由于长期流浪，营养不良，身体十分衰弱，还有的学会了吸烟、喝酒。对这些孩子，干部们又恨又爱。这时，国家已制定了管理少教人员的规定：即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要说组织劳动那可没说的，每个干部都能给少教人员当老师。可说到学习，大家就犯难了，说实在的，当时干部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不少人是参加革命后才识了字，脱了盲，初中文化的就算是大秀才了。因此，许多同志宁愿去带工，也不愿去搞教学。面对这种情况。齐林山同志就亲自给干部当老师，先把自己的知识教给干部，然后由干部再去教给少教人员。就这样，同志们边学边教，很快把少教人员的学习问题解决了。但是，最困难的还是这些孩子没有活干，挣不来钱，然而盖房子、吃饭、买学习用品都需要钱。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齐林山同志只好去找公安厅厅长刘秉琳求助。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公安厅也拿不出更多的资金。齐林山同志就带领同志们自创生产门路，一方面跑工厂联系活路，干些针头线脑的活。一方面节衣缩食，节省开支，尽可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少教人员的教育改造，有时为了省下一点工钱，盖房子时干部们也都参加义务劳动，掇砖和泥，亲自当小工。当时齐林山同志严格规定，公家的一针一线都不能私用。少管所的条件虽差，必要的办公用品还是必须配备的。但办公用纸都实行严格的按需分配，一般是用多少领多少，作笔记和写材料打草稿时，正面用完了，再用反面，直至全部用完了才能领新的。有一次，所里的一位同志见到齐林山托进城的人买信纸，觉得非常奇怪，上前问：“您的办公室不是还有一些信纸码?”齐林山同志回答说：“我不是买办公用品，这是我准备写家信用的。”区区几张信纸，他都不沾公家的便宜，都要公私分明。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那位同志，经过他的转述，单位的其他同志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房子建起来了，固定的劳动项目也有了，特别是在他的参与和主持下，建立起了一整套用于少年管教的各种规章制度，并积累了许多具有少年管教特色的经验。当省少年管教所的各项工作走入正规时，组织上又决定齐林山同志去创建一个新的单位。
三、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创建山东省劳动教养所
一九九八年八月三日，山东省劳动教养所召开建所四十周年庆祝大会，齐林山同志作为劳动教养所的创始人，被特邀参加这次大会，当这位鬓发苍白的老人步入会场时，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此情此景，使他不禁又回忆起了当年创建劳动教养所的情景。
少年管教所建成后，命运之神却没有忘记对齐林山同志的眷顾，一纸调令，又把他推到了一个新的事业面前。
在章丘县境内，黄河岸边，有一个全国闻名的村镇，这就是以诚信为本、商号遍及大江南北的孟记“祥”字号绸布店的诞生地——臼军镇，山东省劳动教养所初建的地址也选在这里。当时，省委政法委统一领导教养所的筹建工作，规定由民政厅出名、财政厅拿钱、公安厅办事，并抽调了民政厅的一个处长和齐林山同志一起进行创建工作。但不知什么原因，民政厅的那位处长一直没有到位，齐林山同志就去省政法委问：“那个同志一直没有来怎么办？”领导答复说：“他不来，你就一个人挑起来干！”齐林山同志二话没说，带上二十几名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奔向了臼军镇。
臼军镇，按其在全国的知名度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繁荣的村镇，但是身临其境后却实在是盛名难副。当时的臼军镇只是一个拥有近千户人家、各方面条件都还十分贫穷落后的普通村落，只有那高高的土城墙，还在无言地诉说着臼军镇昔日的辉煌。即使这样，劳教所的地址仍离这个村庄还有二十多华里。由于这里地处黄河南岸，到处都是盐碱涝洼地，远远望去，大块盐碱泛着白光，耀得人们眼睛都睁不开，低处的水洼地摇曳着稀疏的芦苇，显得十分荒凉，环境条件之差，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齐林山同志带领这些转业干部，就在这决土地上安营扎寨，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他们先是脱坯盖房，后是开荒种地。三个月后，就收容了省内送来的三百余名劳教人员。这些人员大都是在肃反中在革命队伍中查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按照国家当时规定的“九条方针”，对这些人基本采取了“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集中管理，进行劳动教养，以观后效”的宽大政策。但许多劳教分子到这里来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攻击党的政策，有的造谣惑众，有的寻衅滋事，还有的装疯卖傻，无病呻吟，逃避劳动。齐林山同志凭着多年的管教经验，感到对这些人的改造，既不同于那些已判刑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也不同于那些反革命和旧社会渣滓，这些人虽然历史上干过反革命勾当，有的还有很大的罪行，但是不少的人在解放前后，就以各种形式混入党内和各级政府部门，并且担任了一定的职务。他们具有反动的一面，也了解和熟悉党的各项政策，有的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对他们的改造，将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对此，齐林山同志及时确定了：政策为本、攻心为上、指明前途、打掉幻想、因人施教、对症下药、加强管理、重在转化的教育改造原则，并且教育干部，不要顾及他们入教前担任什么职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要敢于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敢于与他们的思想见面。针对劳教人员身份的特殊性和改造的艰巨性，齐林山同志一方面亲自给他们上大课，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反复讲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历史，讲人民民主专政的坚不可摧，一一批驳他们的反动观点；一方面亲自找那些曾担任过较高职务、有一定文化理论水平和态度比较顽固的人员进行谈话教育，努力从各个方面做好他们的教育转化工作。有一个劳教人员，本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但他却伪装成一个很普通的低级职务特务。在一次谈话中，齐林山同志发现他出口之乎者也，咬文嚼字，就让他写了一个思想汇报，虽然他竭力胡写乱画，但齐林山同志从他的书写笔画之中，看出他有较深的书写功底，于是认定他隐瞒了历史。通过内查外调，这家伙原来是一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事实查清后，这名劳教人员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此事公布于众后，许多隐瞒反动历史的劳教人员，慑于政策法律的强大威力，纷纷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齐林山同志还和大家一道，针对劳教人员的改造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劳教人员的规章制度，做到了从接收到解教，从奖惩到接见都有章可循，其中允许劳教人员探亲，允许劳教人员在接见时与家属同居等等，至今仍在沿用。
为了在思想上、行动上对劳教人员进行全面改造和转化，齐林山同志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劳教人员兴修水利，开荒种田，进行各种生产劳动。由于劳教所地处黄河边，到处都是低洼盐碱地，地理和土质条件十分恶劣。按当地老百姓的话形容，夏天三个蚊子就能炒一盘菜，一个蛤蟆撒泡尿就能闹水灾，冬天随便从地上抓点土，就能熬盐吃。面对这种恶劣的生存条件，齐林山同志以身作则，带头苦干，常常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一双鞋穿不了几个月就透了底、穿了帮。在他的带领下，短短两年时间，就使这决荒芜的土地变成长着一片片茂盛庄稼的良田，经济收入不断增加，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看到这巨大的变化，感慨地说：“老齐真是不简单，干什么什么行，放在哪里都能干出个样来。”谁曾料到，领导的这句褒扬之词，竟使齐林山同志始终以创业者的角色，继续奔波在齐鲁大地，不断地为全省监狱工作的创建和发展做着无悔的奉献。在建成这三个单位后，他又相继参加了山东省第十七劳改队、山东省沂蒙生建钢铁厂和山东省监狱的创建和发展工作。陈毅元帅的名句：“创业艰难百战多”正是齐林山同志工作历程的真实写照。
四、立场坚定，刻苦求索，业务精通，高风亮节
老一代的革命者受到正规教育的并不很多，齐林山同志也一样。然而学习不仅仅局限于学校，他常常说：“学习靠努力，效力在随时”。在实际中，他也是这样去做的。。正是因为他始终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坚持不断用理论指导工作实践，坚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才做到了在事业上一切从党的要求和全局利益出发而无条件服从，在个人得失上始终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无私奉献，在工作上始终从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的角度出发而干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从而在各个不同岗位上雷厉风行、得心应手的开展工作。据许多老同志介绍，齐林山同志的随身物件之中，总有一支笔、一个本，有时到外地出差办事或者学习开会，即使不带毛巾牙刷、不带被褥，也不能漏掉他心爱的学习用品。马列主义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监管措施、先进经验、学习的心得等等，凡是他认为应该学习的，他都记录到笔记本上。他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些东西听了说了，不如记了。”这些东西记下后，什么时候也能取出翻阅，既能提高思想觉悟和政策理论水平，又能提高素质，促进工作，还能作为一种历史档案来使用。经过几十年的日积月累，他记录的学习笔记已有厚厚的几十本，将近3百多万字。当翻阅这一本本已发黄的笔记时，我们强烈地感到它不仅真实地记录下了齐林山同志刻苦学习、孜孜求知、自厉自省、完美自我的工作历程。也使我们这些后辈从中窥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终生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终生不悔地从事党的监狱事业的崇高情操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解放初期的劳改劳教工作，由于监管条件极差，罪犯情况复杂，监管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对此，齐林山同志头脑里始终紧绷着高度警惕这根弦，丝毫也不敢在思想上有任何放松懈怠。在工作中，他几乎天天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两眼一闭，保持警惕。”三天一个敌情分析，十天一个敌情研究，一月一个敌情报告，随时掌握罪犯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苗头。他在山东省第十八劳改队(沂蒙生建钢铁厂)工作期间，爱人和孩子住在离厂部仅四里路远的副业队，但他常常一个月也回不去一趟，当时才两岁的四子竟连他这个爸爸也不认识。由于对工作的执著和投入，使他很快在劳改队初建时期，就准确地掌握了来自全省各地万余名犯人的思想动态和改造情况，并成功地破获了一起即将发生的反革命暴狱案件。当时押犯葛某某、魏某某，利用干警和犯人都是从各单位调来搞会战、相互不熟悉的机会，在狱内拉帮结伙，秘密成立反革命组织，企图暴狱脱逃。这个反革命组织在短短时间内就发展了六名骨干成员，在组织中设置了主席、行动队长、组织部长、武装暴动大队长等职务，制定了组织章程和行动计划。这伙罪犯计划先由一人在监狱里放火，把秩序搞乱，然后趁干警、犯人救火之机进行暴动，抢夺枪支。杀人越狱，投奔国民党反动势力或进山打游击。由于敌情意识强、管控措施得力，在这伙罪犯进行密谋时，齐林山和其他管教干警就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分析出他们的不轨行为，进而掌握了他们的动向。当时监狱的狱政设施比较落后，警戒设施与监管任务不配套，出现这种特殊情况，形势十分危急。齐林山同志及时组织力量，迅速开展工作，经过调查分析、政策攻心、分化瓦解，很快掌握了确凿证据，迅速侦破了案件，并依法对涉案罪犯给以了打击处罚。
在对罪犯实行依法严格管理的基础上，齐林山同志还十分强调对罪犯进行思想转化，尤其是个别谈话和感化教育的重要性。无论他在哪个单位工作，对所关押的犯人，不论是新老犯人，都能识其人、呼其名、知其刑，尤其是对那些重刑犯和重点人物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他常对干部们说，对犯人改造也要讲人情，你不知道他什么名，犯什么罪，不知道他家里是什么情况，你说的话他怎么能听，你还怎么教育他。他还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犯人也是人，只要把道理说透了，把事情办实了，没有他不转化的。在实际工作中，他不仅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如六十年代初，在沂蒙生建钢铁厂搞“会战”时，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犯人大都吃不饱，干的活又重，出现了死人现象。面对这种情况，齐林山同志十分着急，深感不安。他想，犯人判刑劳改是为了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干这么重的活，吃不上饭是不行的。于是他利用自己曾长期在泰安工作的有利条件，请人帮助买了些粮食和羊，给犯人增加粮食定量，熬羊肉汤给他们喝，从而再没有发生因吃不饱而饿死犯人的现象。
还如在创建少管所期间，一天下大雨，外面的雨水汇进大院，排不出去，整个院子成了大水塘，许多少教人员按耐不住童心，纷纷脱光衣服跳进水塘，戏玩起水来，。见此情景，值班的干部赶忙来制止，有的还要追查谁带的头，并要严肃处理。齐林山同志知道后说，玩水是孩子们的天性，管孩子和管大人不能一个样，他们玩玩水也不是什么大事，以后加强正面教育管理就行了。事后他又专门安排食堂熬了姜汤，让每个少教人员都喝了下去。
在劳改工作初创时期，押犯成分绝不像现在这样单纯，在很多情况下，往往需要干警同他们进行人格和意志的较量，真正从气势上震服他们，从心理上降服他们，从意志上比服他们，从人格上折服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长期受反动思想影响和毒害的冥顽之徒，心服口服地接受改造。１９５９年初，齐林山被派到山东省第十七劳改队(现山东省监狱)参与筹建工作，这里关押的大多是历史反革命犯，其中许多人是国民竞部队中的营、连长。当时，五大队有个叫曾虎林的罪犯，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原是土匪出身，入改后，经常在罪犯中吹嘘他在战场上的事，夸口自己的枪法能百步穿杨、弹无虚发。这家伙由于是个老兵痞，匪气十足，在改造中表现极坏，经常欺压其他犯人，称王称霸，不服管教。许多年轻干部一找他谈话，进行教育，他就搬出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所谓的“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加以炫耀，软顶硬抗地拒绝接受改造。对于这块“滚刀肉”，许多同志感到非常棘手，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此情况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应该去求助齐队长。同志们都知道，深受他们敬佩的齐林山同志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练就了一手双手打枪、弹无虚发的好枪法，经常出入敌人的据点，杀鬼子、诛汉奸、锄恶霸、端炮搂，杀的鬼子心惊胆战，谈齐色变，英名威震敌胆，以致敌人多次发出告示，用一斤肉一两黄金的悬赏去买他的人头。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下，齐林山同志越战越勇，仗越打越精，敌人不仅抓不住他，甚至连一根汗毛也没有伤到他。大家边谈着齐林山同志的这些光荣历史，边议论说：只要齐队长出马，就不怕他曾虎林不低头服罪。听到同志们的汇报后，齐林山同志感到对于曾虎林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犯人，如果只用单纯的谈话教育是无法奏效的，必须先打掉他的反改造气焰，尤其要从根本上摧垮他赖以支撑的反动精神支柱，才能使他真正地接受改造。一天晚上，齐林山同志来到监舍，犯人正在分组讨论，曾虎林又吹嘘自己过去如何如何。齐林山同志走上前去说：“曾虎林，你的反革命历史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别的犯人见到齐队长来了，都立正站好，只有曾虎林仍坐在床沿上，翘着二郎腿，歪着头，上下打量齐林山同志。齐林山同志盯着曾虎林看了一会儿，突然厉声喝道：“曾虎林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曾虎林满不在乎地说：“军人。”齐林山同志又问道：“你是谁家的军人，你知道吗?你是国民党的军人，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现在我们给你一条生路，是党的政策宽大为怀，你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整天说自己枪法打的准。借以吹嘘自己，对抗改造。你不是枪打得好吗?这样吧，我这儿有两把枪，明天你一把，我一把，五十米开外，你先打我，我再打你，你敢不敢?”齐林山同志凛然正气地说完这些话后，蔑视地看着曾虎林。曾虎林完全被齐林山同志的这种革命者的正气、刚气、英气、豪气所震慑住了，他身不由己地蹲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喘一声，乖乖地低下了脑袋，从此再也不敢嚣张。这段真人真事，充分体现出齐林山同志的大智大勇，伏案读来，不由让人由衷敬佩，拍案叫绝。
齐林山同志始终认为，干部是监狱的主体，干部的素质决定了犯人的改造质量，同志们每天都要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打交道，必须时时刻刻保持自己正言正行的形象，才能使犯人信服你。但是从封建时代起，监管场所就是一个容易滋生恶习的场所，新中国以前的监狱，“狱警吃犯人”似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外国的监狱也是这个样。齐林山同志认为这种情况绝不能出现在新中国的监狱，不能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身上。为此，他坚持从自身做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始终做到了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在群众中树立和保持了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树立了监狱工作干警的光辉形象，从而以实际行动带领广大干警有效地抵制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如在泰安劳改队初建时期，专署公安处给所有科以上干部配发了一件皮袄，当他得知这些皮袄的来路不正时，坚决不要。有的科长劝他： “别人都要了，你不要，领导那里不好交代。”但他在别人都拿到皮袄以后，仍不为所劝，不为所动，坚决没要。他并不是不需要皮袄御寒，而是坚持了自己的做人准则，坚持了一个党员的品行。其实当时他身上仅穿着一件露着棉絮的旧棉袄。
监狱是一个真善美与假恶丑进行尖锐较量的场所，因此在监狱里也不乏许多自以为是的“精明”之徒，这些人在接受管教的同时，仍用反动的世界观来看待监狱干警，处心积虑的寻找机会进行拉拢腐蚀，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一次，一个犯人向齐林山同志汇报思想，当他看到周围没有别人时，便放低声音说： “我在外面还有一笔款子，用您的话说，就是不义之财。现在我通过教育，感觉不该再霸占着。我看您也不宽裕，要不然让我写个条子，您拿着去把款子取出来，自己留着花吧!”虽然齐林山同志的级别也不低，但是由于家口较多、穷亲戚较多，各种开销较大，生活也十分清苦，然而对这个犯人的这种“关心”，齐林山同志一眼就看透了他的肮脏动机，当即揭穿了他的把戏，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事后，这个犯人摇头叹息道：“我总认为‘钱当敲门砖，没有过不了的关’，今天我算是真服气了!共产竞的干部就是厉害!”
在劳改战线工作的几十年中，齐林山同志一直担任领导职务。他始终用深厚的阶级友爱来对待同事，对待下级。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整个革命队伍就是一个大家庭，党就是母亲，干部就是孩子，而领导干部就是党联系干部的桥梁，既是党的孩子，又不同于普通同志，是受党的委托来做干部工作的。” 齐林山同志不仅经常说这些话，也无时不刻地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和证明着它。无论他在哪个单位工作，都熟知每个干部的姓名、年龄、属相、出身、籍贯、文化程度以及配偶、子女的基本情况；与同志相处，他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作风，不摆架子，不打官腔，许多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说，和齐林山同志相处，没有距离感，有什么话都愿意和他说说，都想与他谈谈。对于同志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处，只要他知道了，都诚心诚意的尽力相助。六、七十年代，干部们的工资普遍较低，有些同志的父母生病急等钱用，自己又无法解决，就常常向齐林山同志求助。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他无论多么困难，都慷慨解囊相助，至于别人还不还，他从不去问。出于关心。有人劝他不要再借钱给别人时，他却说：他们年纪轻、工资少、负担大，遇有难处求不到人，找不到门，我既是他们的领导，又是他们的同志，更是他们的长兄，他们有难处不找我找谁。至今许多同志谈起齐林山同志的这些往事，仍感佩不已。
对一般同志是这样，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态度，更充分体现了齐林山同志的情操和品格。五、六十年代，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对干部往往是一犯错误就打倒，就搞臭，连家属于女、亲戚朋友都抬不起头来。对这种做法，齐林山同志很不赞同，他经常对周围的同志说：“孩子从呱呱落地到长大成人，谁也数不清要摔多少次跤。孩子摔到了，当娘的总是不厌其烦地拉他起来，从没有责怪孩子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当领导的应当像向母亲对待孩子那样，只能拉，不能推；只能以教育为主，不能实行惩办主义。”因此，在他的笔记本中记载着这样—段话：“我们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根本出发点是教育、帮助和团结，也应该实事求是的看待干部的错误，不能因他一时的错误严重，就一丑遮百俊，说他一贯不好；也不能因他平时表现不好，而任意加重他的错误性质；更不能因他本人犯错误而株连其亲朋。处理要恰如其分，要给予出路。”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对待那些犯了较重错误的同志，更是不避前嫌，主动去亲近接触他们，教育他们。如：有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同志们都不愿意靠近他，自己的思想也极度消沉，并向领导提出了退职的申请。齐林山同志面对申请书，想了很多。一是与这个同志早就熟悉。不能因为他犯了错误，而影响与他的正常交往；二是要看到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必须严肃批评，耐心地帮助他认识错误；三是尽量帮助他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使他尽快从错误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根据这个思路，齐林山同志首先对这名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使其认识到错误的危害性、严重性；其次通过多种方式。对这名同志进行谈心教育，终于使这名同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消除了顾虑，放弃了原来的错误想法，树立起了重新工作的信心。后来经过研究，齐林山同志给他合理地调动了工作，重新分配了任务，使这名同志很快振奋起精神，更加积极地工作，逐步以实际行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
在长期的工作历程中，同齐林山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齐林山同志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他最爱种树，走到哪种到哪。在他工作过的单位，不管是农场还是工厂，他都要组织大家见空挖坑，种下一株株栋才之苗。他说，一个人一辈子起码要办好两件事，一是多多种树，给后人遮阴乘凉；二是带好年轻人，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传接下去。当年他种下的一株株树苗，如今已经长成了参天的树林。齐林山同志现已离职休养，但是他却始终关心着全省监狱事业的发展，经常应单位之邀，为青年干警做革命传统教育。而在个人得失和生活待遇上，从不搞特殊，更不倚老卖老地摆老资格，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尤其在家属子女的问题上，他更是严格要求，从来没有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求过私利和照顾。不仅如此，他还始终保持着严格的自律习惯，如今他的案头，仍挂着一幅用俊美的小揩自撰的条幅：
无私胸海阔，
无畏心镜平，
无愁眉长寿，
无食梦不惊。
无忧无虑又无求，
何必斤斤计小筹；
清风明月随意取，
绿水千山任遨游；
知足胜过长生药，
克己甘为孺子牛；
切莫得陇犹望蜀，
神怡梦稳慢白头。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６日，齐林山同志在坚强地走过九十个人生春秋后，带着由他们这代人所奠基的中华盛世的满足和眷恋，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当我们以崇敬的心情重新面对齐林山老人时，我们感到就像面对着一本老书。翻阅的随意，会错过许多典故：读的认真，却感到几许苦楚。这是一个付出了太多，而得到很少的老人，这是一个平凡而真实的老人，这是一个创业者的典型形象。也许，创业者的伟大就在于此吧——他们的一生都在艰苦的进行开创，但是当事业有成时，却把亲手开创的事业留给后人去继承，把辉煌的机会留给了后人去展现和发展。
有人说：“如果你读懂了老人，你就读懂了历史。”诚然，从齐林山老人身上，我们读懂了一个创业者的足迹，读懂了一部山东监狱的光辉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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