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组织决定调换我的工作，由地方调到部队。因孩子还小，故调到山东军区教导团后，即分配任团部副政治工作，以后即开始了部队工作的生活。
当年十月随国华同志奉命调至三师工作（准备去东北的部队）十一月即动身去东北。当时去东北的部队很多，三师只分到两艇汽船。我因带着孩子，则随收容部队走在后面，坐的是帆船（机帆船）。行至大海中央，遇上不顺之风，因海深不能下锚，船身只好随风飘荡。经过八天八夜的海中生活，幸而该船老板，航行经验丰富，才未遭到深葬鱼腹之险。
到达东北之后，三师及改编为三纵七师。我即奉命任师司令部政治协理员之职。因开始部队工作不久，故工作很不大胆。
1946年1月，国民党撕破了和平合作的假面具，开始了对东北的无理进攻。我军在自卫原则下迫不得已的进行了正义的抵抗。此后即开始了部队的战斗生活。白天工作夜间行军。对此紧张生活，认为是锻炼自己思想的好时机。因此对工作抓得很紧，每天到达新的宿营地后，皆能深入到各个部门。特别是连队、伙房，了解思想情况。故在敌人步步追击，我们边走边打的战斗中，战士们没有逃亡的现象，干部的工作热情也很高。
部队接受保卫四平的任务后，师首长因为女同志长期处于战斗环境中工作，特别是急行军中，身子不易坚持下去，准备调我去后方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来了虚荣心。“谁说女同志不能在战斗环境中坚持工作，谁就是轻视女同志，我要坚持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于是就主动要求继续参加保卫四平的光荣战役，并保证能坚持下去。在后来的连续行军战斗中，身体确实感到疲劳，这样下去，工作受到影响，一旦病了，给组织上增加负担。后来行军到野猪林（靠近九台）清理病员时，我即提出要求到后方工作。当时参谋长考虑到后方去，经过地区多匪区，又无武装掩护，怕在途中发生问题。因自己对单独长途行军信心很强，同时认为这也是个新的锻炼，得到参谋长的允许，就和去后方的一辆大车，四个工作人员，开始了长途行军生活。一路上虽然不好走，但总是胜利地穿过了匪区，平安到达了后方。
1946年10月，奉命任后方留守处政治协理员工作。月余后，南满形势日趋紧张，敌人已占领通化，当时我们驻扎临江，前方命令，速将一切物资弹药运至抚松，在人员少物资多的情况下，只好连夜动员群众帮助运送。在严寒的午夜里，老百姓常常把东西丢下跑得一干二净。当大部分物资运到松树镇时，前方又命令：马上将运走的屋子立即运回，三天后全部物资运过江去（朝鲜）。接到这一紧急而又繁重的任务后，只好再进行动员。结果在党员的带头同志们的努力下，按时完成了上级命令的任务。
1947年秋季，我军进入反攻阶段，南满形势日渐好转，过江的物资全部运回。各部队开始生产工作。留守处成立一生产股，领导贸易工作。此时女同志孩子们亦渐增多，在这繁杂而又零星的工作中，一般的还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当年十一月，国华同志调至东北军政大学工作，我因正在分娩后的八天中，故仍住留守处休息。次年三月动身去军大，五月即去校供轮训队任政治指导员。此期学员成分资格老（土地革命时期入伍的还有四名）。文化低，开始是整党学习，绝大部分学员不能整理材料。因此将近百人的材料，只有我与副队长两人整理。同时整党中的连队政治工作是紧张无比的。加上小孩还在自乳时期，因此在整党学习结束后，就开始失眠，身体也日渐瘦弱下去。轮训队结业后，不久又留任校供应处政治指导员。正当评功时期，工作又忙了起来，后因失眠症加重，组织要我休息，在休息中又怀了孕，因此感到孩子一个接一个，身体渐渐衰弱，这样下去，还能做些什么工作？开始产生了消极思想。
1949年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听了传达蔡畅同志的报告，感到女同志是应当把生儿育女看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应认为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同时只要抓紧时间工作和学习，就不会成为逆水之舟。因此则主动要求组织分配工作。当时组织照顾到我的身体和怀孕的关系，即分配去校政直工部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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