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时铁回忆1945年山东军区挺进东北渡海记

晓冰岭上梅 发表于2016-06-19 20:55:10
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受命分三批海运或陆路去东北。国华此时被任命为山东军区第三师师长。在11月下旬,去东北的部队第三批渡海,三师是其中的一支部队。那是无现代化运输工具,用汽船三十余只,帆船140余只,载着部队渡200里的海峡。
这时我大儿子是随马夫在部队的留守处,因下颚线炎化脓开刀。当时的医疗条件也很差,没有麻药,开刀时,脓没有流完就对口缝上了。伤口没有长好,脖子是歪的。渡海转移部队,要求尽量少带孩子。我想如把儿子留在农村,一来医疗条件太差,二来敌我双方还呈拉锯战状态,如被敌人知道是共产党的孩子,非死不可。于是我和曾商量带莒城走。他不同意,说:打仗怎么能带小孩?我又去找李伯秋政委,政委让我自己决定。我当机立断决定带上莒城走,也不敢告诉曾,怕他阻拦我。
渡海需从黄县龙口上船。从鲁中到龙口,还有较长的一段陆路。虽然山东大部分都已解放为我军占领,但从青岛经胶县、高密、昌乐、益都、张店至济南(铁路沿线)一线,仍是敌伪战区,敌之据点也有不少。管理科王科长给我找了一头小毛驴,一边放衣物,一边放莒城。本以为有了小驴驮东西和孩子,我能轻松一些,岂料小驴见了母马又蹦又跳(看来是头小公驴)。我既怕摔了孩子,又怕影响行军,万一被敌人发现,发生了战斗更糟。所以只有抱着孩子走二十里,再背着他走二十里。途中过封锁线(铁路线)时,王科长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就让我陪着孩子躺到为伤病员准备的的担架上。终于顺利地到达龙口。到龙口后,国华发现我把孩子带来了,我说执行政委的命令,他也没法子。当时任务重,他也顾不上我们了。那时部队给了两条汽艇,曾国华带秘书,两个警卫员乘一汽艇,政委李伯秋乘一条。其余的官兵,还有家属子女们都乘帆船(汽帆船)。我们共有十几条帆船,我和王科长,还有他的妻子女儿。他行军路过家门说是进去看看没见过面的女儿,谁知他妻子非要跟着一起走。我坐的这条船上,记得有马夫戴金锡和莒城,组织科长,师部卫生处王处长的妻子和他两个女儿。此外还有警卫连一百多人,大帆船上带有小帆船。第二条大帆船是侦察科长韩少峰带着侦察连一百多人,他爱人刘珍也在这条船上,其它还有十几条较小的船。
出发时,我们的船走在最前面,其次是韩科长带的船,余下的船紧随其后,一条一条都撑起了帆非常好看。大海泛起微波,水天一色,点点白帆……但不一会就散开了。我们的船跑得快,只见一片汪洋和几只海鸥,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海上旅途。
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以为很快就会到目的地了。
一开始,大家还很兴奋,在船上走来走去看新鲜。可没多久,海浪的颠簸使所有的人都晕船了,他们吐得厉害,只有我、老戴头和莒城不晕船。有一次,我正抱着孩子在前舱看风景,忽然看到远处有只船走得很快。船老板用望远镜一看,是一条美国的巡洋舰,就连忙喊我们下来隐蔽(因我们都穿着军装),还好,没被发现。
快到大连时,海上忽然起了大风,船还在深海无法下锚,只有把帆降下来,随风飘来飘去,结果竟在海上漂了八天八夜。带的干粮吃完了,水也喝完了。大人还能坚持,孩子不行,哇哇地哭。幸而船老板很喜欢他,看到我们没粮了,每顿饭就给他送来吃的喝的。在第四、五天时,王科长和郑科长背上匣子枪,乘坐小舢板,往大连方向划去。当时大连是苏联军队驻守,市长是我们的同志。两个科长到了大连也找到了市长,然后就带着苹果和火烧回到了大船上。也只有我们几个人还能吃东西,其他的人吐得一塌糊涂,有这些东西足以保命了。第八天晚上,船到了貔子口(今名皮口),高高兴兴下了帆船,找到了三师驻地,见到了国华同志。他见到我们很高兴,开玩笑地说:你们到了啊,我以为你们母子俩葬身鱼腹了。他接过儿子亲亲,搂在怀里又说:我们汽艇一天一夜就到了,过了两天看你们还没到,就派汽艇出去找,他们回来说没有找到,但看到海中漂荡着便衣。我们猜是侦察科长韩少峰乘坐的船沉了,协理员(我当时是师协理员)乘坐的船也很可能沉海了。因那个方向有暗礁。
我们到的第二天,韩科长也到了。他们的船老板迷失了方向,船触礁后,船舱进水。韩科长当即乘坐小舢板到大海中去找船。他们还真有福气,看到远处有一条小船,划近一看是条商船。韩科长立即举枪高喊:过来,不过来就开枪。商船乖乖地驶过来。韩科长跳上船一看,运的是梨,就说快把梨都推到海里,跟我去救人。当商船开到大帆船旁时,水几乎已淹到胸前,个子矮的已淹到脖颈了。所有的人上到商船上后,同志们的劲头还挺大,就穿着湿衣服到了目的地。韩科长说,幸而一个也没冻死(这时已是十一月下旬,东北很冷了)两个船老板见了曾国华同志时,就都跪下磕头:托八路军的福,俺们才没丧命。
部队给了商船老板奖赏金,给了帆船老板回家的路费。
部队在东北集结,经过了短暂的休整后,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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