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用春秋大扫荡三光政策企图侵占我们根据地，彻底毁灭游击队。三光即烧光、抢光、杀光。我们应对扫荡的对策是“以三空对三光”，即空舍清野——“搬空”“藏空”“躲空”。游击队在大扫荡时则用“化整为零”的办法，一连一排甚至一个班为单位进行活动。
1941年敌人用五万重兵（大炮、机关枪、飞机）合围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时间七周。我当时调到滨海妇联任组织工作。大扫荡的中心是沂蒙山区，但滨海的莒县，是沂水的边界县，敌人为了严密封锁沂蒙山区，故对滨海边沿地区即莒临边一带，常作小规模的清剿 。滨海区党委、地委机关干部都要下到县区乡村依靠和帮助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协助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
记得我和妇联一位女同志李凌一同到了一个妇女工作较落后的村庄去蹲点。记得这个村有党支部、农会、自卫队（后改为民兵）。自卫队组织还比较健全，有侦察组、联络组、战斗组。我俩住在农会会长家（会长找宿去了）。为了发动妇女先召开农会会员开会，动员他们让自己的妻子女儿媳妇参加识字班，妇救会，为抗日斗争增加力量。第一从给妇女开会，我和李凌都召集人去了，结果来了的妇女看没有多少人就走了，这几个来了那几个又走了，未能开成。第二天我们两人分工，李凌留下招呼来的妇女并唱歌给她们听；我去召集没来的，还得帮助她们抱着或领着孩子，好容易才开成一个会。青年妇女识字班较快的成立起来，妇救会还没开成立会（多数人报了名），大扫荡就开始了。我俩人和党支部书记、农会长、自卫队长五个人直接领导自卫队和领导群众躲避敌人。党支书负责全面，实际上听我和李凌的意见；农会主任负责领导群众转移；自卫队长负责派队员站岗放哨（瞭望哨）派侦察班外出侦察敌人的行动。侦察组和邻村自卫团联合起来，互通情报，共同战斗。因对此村群众不十分清楚，基本群众没有很好发动起来，自卫队还要注意本村群众的行动。我和李凌为了安全，多数在村外壕沟办公，住宿。自卫队通宵有队员值班，有情况即向我们报告。我们天天晚上开会研究分析敌情，如那个庄住了敌人，有多少人和武器，明天可能到那几个庄扫荡？本村群众转移方向，群众中有什么新的情况？经验证明拂晓的侦探很重要。扫荡结束后，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因敌人只到了离该村较远的村庄，本村庄只是组织全村群众进行转移，在转移时，鸡猪没照顾好，有的没关好圈门跑丢了。但老少人口都平安无事，我和李凌两人也平安无事。要说收获就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战斗，使自己和群众格关系更加密切了，充实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相信群众、发动群众。
这次大扫荡，据山东妇运记载，抓走壮丁上万人，杀害群众三千五百多万（没很看清我母亲这里的字迹，待再查实），抢走粮食一百六十余万，烧毁房屋占总房屋的四分之一。
1942年，我调鲁中区党委（下属有地委）妇委工作，任委员。妇联主任是汪瑜，也是妇委委员，书记好像是组织部长高克亭代理。南沂蒙是我占区面积最大的县，南北有七八十里长，东西只有三四十里宽。
当年二月为适应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环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颁布“修正山东省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团条例》的通知，条例规定：凡年满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女子，一律编入妇自卫团，并遵守本团的章程和纪律。
不久，组织派我去泰山地委帮助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因实行统一战线，要团结地主一道抗日，极少数顽固的大地主例外。故对地主土地不能没收，只能实行减租减息）。泰山区是敌人大扫荡时的重点地区，粮物损失（包括房产和牲畜）损失很严重。当时又遇上春旱，贫雇农没粮吃，地因不下雨都荒了（有的没种上，种上的也旱死了），地委决定先发动借粮运动，不借富农的粮，向地主借粮也要用动员说服的办法。我们的工作组员都是青年，看到村中天天有人饿死，引起大家对地主的愤恨，管他地主愿不愿借，分派数字就得出借，谁不借粮就到他家去吃饭。去人多的家，就把粮食囤子打开，拿出粮食自己做饭吃。找不到粮食的人家，就到地里把半熟的苞米摘下来煮了吃，俗话叫吃青稞。这一弄，有的地主则按借出粮食的数字交出粮来。借出粮来，贫雇农有粮吃了，死亡率很快下降，以致消灭了饿死人的现象。
减租减息开始先召开贫雇农座谈会，用算账的方法提高他们的觉悟（农民认为租人家的地就应该拿租子，祖先没给留下地，命里注定要受穷挨饿）。
一般是贫农地少再租地主几亩地。一亩地要用多少肥？多少人工？按平常年景能收多少粮食？雇农要交多少租子？一般的是四、六分，地主六，农死；有的要三七开。遇到收成不好，应分得粮全交了租，有的全交了还不够，还得借钱交租子。借钱按厘算利息，到满一年还不起钱，就得利上加利，利钱越多越还不起。，就地把自己仅有的几亩地卖给地主。地没了，只得给地主当雇农或雇工，就是长工或短工。小孩当雇工叫半拉子，半拉子并不少干活，但只管饭不给工钱，他们的劳动所得都被地主剥削去了。这样下去地主越来越富，贫雇农越过越穷，甚至丧命。通过了减租减息，大多数农民、妇女提高了阶级觉悟。
我们工作组成员因和群众三同，政治觉悟提高了，工作能力加强了。同住只能住在贫雇农家，我下去工作了近两个月，身上头上都生了虱子，还有疥疮。
大概是初春，我去新泰地区帮助工作（地区书记董炎，妇联主任梁超，还有代克）我们曾到过游击区边沿区检查妇女工作。当时我和梁晟梅也就是梁超隐藏在她的一个亲戚家，好像是她的远房舅舅。该人是个开明士绅，房子有前后院，我们住在后院的一间放花生、枣的小仓库里。我俩只有该村支书和两面村长（主要是为我们共产党服务的）与我们有联系，也很少。白天在小库房里（一间不高的房子，在两院之间的一个夹道里）学习，晚上出去也是到个别贫雇农家进行个别家庭访问。而且只有村长和可靠的基本群众带领。中心工作是隐蔽伤病号，动员伪军亲属还家。工作了十几天的时间。
这年的秋天，敌人又一次疯狂地对我根据地进行侵略和扫荡。这次虽然比1941年秋季扫荡地区缩小了，兵力也减少了，但扫荡的方式更加残酷。所谓的梳篦式扫荡，铁壁合围。沂水一个区，42个庄子都被敌人占领（在夏末，机关干部就分头到县区和群众共同进行反扫荡斗争）。这个区是山区，山多，树多，对我们坚持游击战争很有利。我们分成小组活动，最多不超过三人。我记得很清楚，我和胡静（罗舜初的爱人，她的大女儿叫肖英，儿子叫肖松）一个组。我们主要是在山半腰活动，隐蔽在山洞里，并时刻观看。敌人上山，我们则下山；当然下山我们就上山。敌人走进了要沉住气，而且要经常观查，经常分析敌情。敌人也怕游击队，怕扔手榴弹，怕踩了土地雷。看到山洞特别是深一些的洞子（有拐弯的洞）不敢进，尤其是傍晚，敌人让汉奸在山洞口喊话：同志们！老乡们！日本鬼子都走了，赶快出来回家吧！有的同志信以为真，就出来了，结果被敌人活捉。
群众对我们非常好，都是夜间来送情报，给我们送水送饭。有时群众来不了，我们饿极了，就吃点生地瓜，还要注意不能让汉奸发现，地瓜被刨走了。
我们深刻体会到，军队和群众是鱼和水的关系。
1942年冬，组织上又决定我去泰山地委帮助工作。当时泰安县游击区较多，根据地面积很小。敌人常在晚上来捕捉工作同志。男同志可以和贫雇农住在一起，女同志不会爬房跳墙，白天在村内工作，晚上则睡到山洞里去。山洞多在山里的地沿上开口（地和梯田差不多），口很小，要爬进去，天黑后男同志送女同志进去后，在外面用石头把洞口埋好，不仔细看一点看不出来，第二天天不亮，又来把我们接出去（洞子也是经常变换地方，我在那坚持工作有两个多月）这样昼出夜归，棉裤也像地沿一样开了口子。后来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关怀下，安全回到了区党委。
年底，中共山东分局群众工作委员会作出：“关于群众团体精兵简政的指示”，指出：取消各救会，在县以上各级党委之下设群众工作委员会。（摘自“山东风云历史大事记”64页）
此后，地委以下的妇女工作同志有一些回到家乡坚持工作去了。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山东妇女和其他省解放区的妇女一样，为抗击敌寇，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许多人在战斗中在工作岗位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者:刘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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