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爱憎分明，信念坚定，勇敢坚强，1936年12月，在“西安事变”中，父亲在张学良将军的卫队中担任警卫任务。1938年3月，父亲在台儿庄战役中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1942年9月，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在中共北方局谷牧等同志的策划下，父亲随万毅将军在山东起义加入八路军，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45年秋，父亲任副营长时带队在同日寇的一次激战中，右胸上部中弹负重伤。部队在转移前，把他安置在当地老乡家养伤。村子里的乡亲们都很关心父亲的伤情。这家送来一碗面条，那家送来一块煎饼。因为没有药品，每天只能用盐水洗伤口。当伤口化脓时，就用一根铁丝缠上纱布，蘸着盐水将伤口里的脓血挤出来。父亲凭着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养好伤回到部队。1948年10月，父亲在辽沈战役任副团长，他在解放锦州的战斗中脖子左侧被弹片划伤，鲜血直流。他在包扎好伤口后坚持战斗，直到锦州解放。随后，父亲随第四野战军入关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我的童年就是在广州市的军营中度过的。
父亲豁达开朗，耿直乐观，生活艰苦朴素。1958年，父亲转业回到秦皇岛在市建筑工程局当局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发扬当年打仗时那种拼命精神，穿着一身黄色军装，带领工人们埋头苦干，先后完成市海员俱乐部、人民剧场等一批建筑工程，受到工人们的尊敬。60年代初，因受自然灾害影响，每人每日定量供粮，生活比较困难。一次，父亲患病在家。局机关食堂的毛师傅本着对我们家人的关心，端着一大盆面条送到我们家里。躺在炕上的父亲看到送来这么一大盆面条，顿时大发雷霆。他在病愈后主动到局机关食堂付了钱。一次，父亲到省里学习。局里的工程师看到我们家的住房格局不够合理，主动将室内的隔墙拆掉，重新进行了修善。事后，父亲到局里付了施工费。这件事当时在局里影响很大，在以后“四清”运动中，有的干部贴大字报表扬父亲“搞建筑工程的局长，用自己的钱修善公房。”还有的干部说：“这是发扬老八路的革命传统。”为了保卫祖国，父亲先后把我和弟弟送到部队。后来，又把妹妹送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尽管他身体不好，身边没有留下一个子女。
父亲心态平和，淡泊名利，廉洁自律。父亲从转业到离休的12年间，曾有几次调整行政级别的机会，可他每次调级时都主动让给别人。他常说：“我从部队套改后的工资比市领导干部都高，还是先给别人调级吧。”就这样，他一次级也没调过，从不后悔。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也没有一人反映他不廉洁。父亲后来调到市监委工作，为了查处违纪案件，他不怕得罪任何人，是个出了名的“黑脸”干部。他因为不会骑自行车，上下班靠两只脚走。每天从建筑工程局宿舍走到道南的市监委，至少要走两个往返。只见他昂首挺胸，大步向前走，就像在部队中行军一样，看不出有一点疲惫。当时，在市委工作的同志，对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离休后享受地市级待遇，每次住院看病，医生征求他在医疗上有什么要求时，他总是说，听医生的。他多次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从不要求特殊照顾。父亲70岁时才有了孙子，他视孙子为掌上明珠，格外喜欢。一次，孙子不慎扁桃体发炎。我让父亲给要点疗效好一点的消炎药。可他十分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给我的待遇，你们不能享受。”说着就掏出一百元钱给我，催我快带孩子去医院治病，并再三嘱咐千万不要耽误了。
父亲86岁离开我们，至今已经13年了。我唯一违反他遗嘱的是，在山海关人民公墓为他置办了一块墓地。人民公墓地处燕山山脉的角山长城脚下，离他出生地棉花庄很近。父亲在依山傍海的苍松翠柏丛中安息，可以看到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可以看到他随第四野战军进关南下踏上革命征程的道路。这条道路指引着我，在海军部队服役21个春秋；这条道路激励着我，要做父亲那样具有军人气质和风范的人。（作者：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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