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段时间的大搜捕中，有一个名叫郭靖的18岁青年是北平河北高中的学生，被捕入狱后，在警察署看守所里遭到严刑拷打，于1936年3月9日不幸牺牲。消息传出后，引起北平各学校学生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开会追悼，并严惩凶手。北平学联决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沙滩处）召开大会追悼郭靖。清华“民先”组织在开会的前一天作了动员，提醒大家要做好流血的准备。第二天早上，父亲与同学们一起乘车进城，来到沙滩北大三院。追悼会在一个大礼堂里举行，主席台上安放着一口空棺材，棺前摆放着郭靖的画像，两边围放着许多挂着挽联的花圈。9点钟追悼会准时开始，大家面对郭靖的遗像鞠躬默哀，学联代表致悼词，学生代表宣读祭文，各方代表讲话追忆郭靖。最后大会通过了决议，要求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停止继续抓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决定会后抬棺上街游行。此时全副武装的军警已经把北大三院的东大门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们就在南围墙推出一个豁口，冲到比邻的孔德中学，从孔德中学的校门冲到了东华门大街，开始整队游行。清华、燕京两校同学抬着空棺材，扛着花圈作为队伍的前卫，中间是其他学校的学生和女同学，北京大学学生断后。游行的学生高唱着“五月的鲜花”，奋臂高呼“停止抓人”，“释放被捕学生”，“抗日无罪”的口号，向着北池子进发。游行队伍还没有走到北池子北口，军警和便衣特务就追了上来，开始朝天鸣枪，并冲向游行队伍。父亲是负责扛花圈的，身处队伍的前列，警察冲上来后，同学们扔下花圈和棺材，与警察搏斗起来。但是警察越聚越多，眼看抵挡不住，父亲与一部分同学冲破包围，钻到路边的一户人家，关上了大门。外面街上打斗声、喊叫声起伏不断。后来打斗声逐渐平静下来，队伍被冲散了。躲进院里的同学有一部分翻墙逃脱了，父亲和另一些同学留下来，待到傍晚时听到街上确实平静无声了，才开门出来。不想特务和警察都埋伏在外面，出来一个抓一个，父亲就被抓到了公安局警察署。在警察署草草初审后，学生们被两人一组铐在一起，推上两辆大轿车，送到了位居城东北角的陆军监狱。学生们排着长队被押到监房门口，经过搜身搜去了所有的东西，然后登记姓名和校籍，随后给每人带上了一副脚镣，就推进了监房。父亲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铁窗生涯。
父亲被关的监房收容了13个人，清华学生喜欢幽默，说话又爱掺杂英文，便说“Bad number!”（倒霉数字）。囚室的地上只有一张席子，在冷飕飕的屋子里，学生们只能席地而坐，偎依着互相取暖。第二天放风时，大家拖着脚镣围着院子里的一根电线杆走动，满院都是哗啦哗啦的镣铐声。父亲在院子里见到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张崧年和夫人刘清扬，还有其他的同学，大家悄悄地相互鼓励。开饭时，狱卒送来牢饭，牢饭不是粗窝头就是黑馒头，菜就是夹着泥沙的菠菜汤或萝卜汤。狱卒宣布每天两顿饭，只许上三次厕所，在房内不许喧哗。学生们脚上套着脚镣，不几天脚腕的皮肤就被铁链磨破了。学生们向监狱抗议，几经交涉，监狱只同意给张教授夫妇和女同学去掉脚镣，男同学不可卸除。男同学只好按照老狱友介绍的方法，找来毛巾或破布条裹在脚腕上减少些皮肤与铁链的摩擦。
监狱里对学生们陆续进行了审问，一些机灵的同学改口说自己是路过看热闹的，或是去附近买东西被误抓的，因为警察署的警察打人逼供，所以胡乱承认游行了。不想狱卒信以为真，两周后就有20多个学生被放了出去。这些出狱的学生向各校“民先”组织作了汇报，“民先”展开了营救工作。各校给还在狱中的同学送去了衣服、被子、毛巾、洗漱用具和零用钱，监狱允许学生们买一些需要的物品。监狱里有个姓王的班长是基督教徒，父亲托他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圣经、两个笔记本和铅笔、转笔刀，说是要学习圣经，王班长欣然照办。父亲就每天装作读圣经，用英文写日记。有一次王班长进屋检查，父亲就大声地读圣经并翻译给他听，还拿出日记说是学习圣经的心得体会。王班长也看不懂英文，连连点头对父亲称赞一番。后来父亲出狱时大大方方地把圣经和日记带了出来，经过整理后编写成一万多字的《牢狱速写集》，刊登在校内发行的《清华副刊》上，至今保留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书库里。
（原题目：李慧政《从学生运动走向军戎生涯》，段落标题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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