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同时，徐向前元帅也被疏散到开封。
我的父亲和母亲及2个妹妹也被疏散到了开封。名义上是“战备”。为什么只疏散这些不在位的干部，这些在“左派”看来不顺眼的干部？为什么不疏散北京的市民呢？苏联往北京扔原子弹，那些在北京的台上的人，他们都不怕死吗？他们如果不怕原子弹，不怕苏联人打到北京，那么这些不和他们一派的老干部们还怕什么？疏散纯粹是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老干部赶出北京，省得妨碍他们，也是对大批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老干部们新的迫害。否则为什么到边境不紧张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不让这些人回到北京，回到原驻地呢？那些在北京的台上人员的家属为什么不疏散呢？他们应当是在战争来临之前最先疏散的人群。
我们家是11月21日离开北京的。那些造反派把院里他们认为该疏散的干部都疏散完了，去五七干校的去了五七干校，被打成反革命的遣送回乡，这些老干部被遣送回家当地农村也不接收，也没房子给他们住。等“疏散”完了这些人，发现把我父亲给落下来，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是二炮的，后来又到国防科委陆军兵器研究院筹备办公室。造反派们这时想起来了，就派2个战士到我们家说是帮助收拾东西，干部部又派人到我母亲所在的北京儿童医院，说是要一同疏散。北京市儿童医院说，我们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我父亲如果不是漏了网，那么在10月份就得离开北京了。
父亲被疏散时，那些造反派给指出的出路有3条：一个选择是去蔚县的炮兵五七干校。那里的生活条件太差，可能还要被迫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父亲在干校插秧时实在插不动了就跪在泥水里插秧，后来看他年龄大了，实在干不了这活，就让他撒化肥了。父亲从干校回到北京，满脸胡茬，就象一个逃犯一样。二是回老家。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三是投亲靠友。父亲选择了投亲靠友，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在开封的驻军当副军长，同时又任开封市委书记，父亲给杜副军长写了封信。这样父亲就到了开封，说是疏散，实际上强迫你限期离京，父亲被迫把家中的书都卖了。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有2个妹妹，坐着一个软卧包厢到了郑州，然后郑州炮校用车送到了开封军分区的招待所，以后又住到了驻军的招待所。为了把我们家赶出北京，那些军内造反派把我母亲写成随军家属，我母亲那时在北京市儿童医院外科任党支部书记，如果不是我母亲到开封以后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母亲也就没了工作了。北京市儿童医院说，我们没有调人到开封去。以后我们家住在开封军分区干休所的北院，徐向前元帅住在南院，中间隔着一个湖。干休所办公地点在南院。北院是一排排的平房，两家一排，是当时地方政府为退休的老红军盖的房子，在外面，大家都叫红军院，我们家前后，里面住的都是老红军。徐帅来开封前连夜把南院的2套房子用围墙围了起来，修了暖气。一日，徐帅的外甥徐陆宁到开封来，在干休所南院打电话，正好徐帅的警卫参谋见到了，就说，小毛，你姥爷来了，你也不去看看？徐陆宁说，我不知道啊。随后他就和警卫参谋和我们院的一个小孩一起去看他姥爷了。小毛出来又接着打电话，徐帅就和我们院子里的小孩小二聊了起来，说开封的桶子鸡好吃，但是咬不动。开封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只是汴京公园有几只老虎。一个元帅和一个小孩还能说什么更多的话呢。徐帅在开封大街上走，也没有人认得他。开封当时是一个很闭塞的小城市。东西相对倒便宜一些。徐陆宁当时在郑州的空军当机械师，是一个空军干部。我们在开封还见过几次面，也互相通信，并互赠相片留念。后来徐陆宁也被复员了，等到徐帅恢复了工作，他才又回到了部队。徐帅的女儿在北京空军总医院当医生，也被复员了。徐帅的女婿也遭到了迫害，回到北京以后又见到了迫害他们的人，精神受到了刺激，在家中剖腹，幸亏被徐阿姨及时发现，才得以幸存下来。当时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如果没有迫害他的事实存在，他绝不会这样。徐帅在开封时，还给在青岛的徐小岩（徐帅之子）寄过桶子鸡。（段落标题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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