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刘力生和抗日救国大队队长柏喜宾等人在天福山、大水泊、高村一带活动，并在天福山、大水泊西南台一带和地下交通员刘锡荣开豆腐店作掩护。刘力生开的豆腐店也是理琪落脚开会的地方。刘力生的母亲后来曾讲：柏喜宾、王奇（理琪）、刘居川（潘复生）、林一山等人经常到汤泊阳村这个联络点来，刘力生和刘思公牢记理琪提出的“埋头苦干，隐蔽精干”的“两干”精神，为党和天福山起义做着默默无闻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刘力生曾经被捕，卢沟桥事件后，经党组织营救和理琪等一起出狱。
天福山起义后，理琪、林一山、宋澄等同志率一部分人奔袭牟平，刘力生和潘复生去林村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两人介绍在林村任教的陈健伦入党，并成立了林村的第一个党支部。1938年2月13日刘力生亲自接回在雷神庙战斗负伤的林一山、宋澄、胡秀山等在林村养伤。1939年7月后，胶东特委机关进驻林村；同年10月，刘力生任文登县委书记，在《文登党声》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为纯洁文登党组织而奋斗》的文章（原存天福山纪念馆，现或存烟台）。
1940年2月底，时任文登县委书记的刘力生在于洲（中共东海特委委员、民运部长）和滕景禄（牟平县委组织部长）的协助下，从刘思公联络站南的南沙河（即青龙河）取出8箱武器，这是文登县抗击日军扫荡最早的一次起枪。当年3月8日，在文登县李仙庄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即东海区第二次武装起义），建立了“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九军”，东海特委书记于克恭任司令员，队伍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天福山起义时第三军仅有100多人），壮大了革命力量，和第三军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刘力生为人低调，从来不讲自己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我们从很多的史志资料得知，天福山起义前，刘力生协助张修己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天福山起义后，他又和潘复生到林村建立党组织（后东海特委进驻林村）；二次武装起义时，他任文登县委书记，并提供了武器；1942年后，历任东海地委宣传部长、地委书记、文登专署专员，1953年调至上海。由此可以看出，刘力生在胶东革命进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自己从来不提，也不让别人多讲。
刘力生一生正直清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未以权谋私。他曾为给自己干过联络员、跑过交通的刘锡荣写了证明信，使他成为离休干部。但同样给他干联络员、交通员的哥哥，却没享受到这种“待遇”。他对刘思公说，“因为你是我的哥哥，我不给你、也不找人给你开证明信，你的生活由我负责。”随后，刘力生写了一个证明，把他在老家的一处房产赠给了刘思公，并多次给哥哥邮寄生活费。
刘力生在烟台的三个子女都在企业上班，当时烟台的领导很多是他的部下和战友。当许多人劝他给孩子好好安排安排时，他表示，自己是一名党员，又是做过纪检工作的，不能带这种头，不能开这个口。
1993年，刘力生在烟台干休所病逝。去世后，他把房子交给了干休所，把仅有的几千元存款分给了哥哥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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