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短枪队的战斗片断

Admin 发表于2014-12-27 00:48:10
一九四三年二月下旬,我接受了组建南通县政治保卫队的任务。队员们使用的都是短枪,于是群众习惯地把政治保卫队叫作“短枪队”。
一天,县警卫团政治主任韩念龙同志把我找去,先详细谈了目前的形势,然后对我说:“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县团主力要撤到‘清乡’圈外去,另外组建一支短枪队,留下坚持原地斗争。县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韩念龙同志略微沉思了一下,说:“短枪队要在县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密切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同时要发挥短枪队的特点,独立作战,多谋善断,机动灵活,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最后他还说:“斗争是艰巨的,革命总得付出一定代价的,但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我接受任务后,组织上很快从县公安局调来了三名政保队员,又从县团侦察排抽调了排长秦士贤、班长王忠等同志,还从区队和地方干部、民兵中挑选了部分骨干,一共二十来人,都是政治可靠、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接着,我们抢在敌人全面开始“清乡”之前,熟悉了全县重要集镇的地形,掌握了多种短武器的使用方法,并进行了应付紧急情况、化装侦察、翻墙过河等方面的训练。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不仅提高了短枪队的军事素质,而且坚定了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念,决心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
在反“清乡”的战斗岁月里,短枪队象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现在,回忆几个我亲身经历的战斗片断。
虎穴锄奸
四月的一天,短枪队得到一个情报,敌伪的一名“封锁”主任*到了天生港。当时传说,此人是汪精卫亲自委派到南通来检查封锁篱笆构筑情况的。上级领导要短枪队立即干掉这个汉奸,杀他个下马威。
任务十分紧急,但我们对这个汉奸的具体情况,如姓甚名谁,外貌特征、衣着打扮、落脚地点等几乎一无所知。而天生港是南通的重要港口之一,是通往沪宁的门户,敌人为控制这一战略要地,派重兵把守,单鬼子就有一个小队!篱笆封锁线则象毒蛇一样从这里伸向通如海启。要在戒备森严的虎穴中击毙这个老奸巨滑的汉奸,确实是很艰险的任务。领导一再嘱咐我,要机智勇敢,沉着应战。
接受任务之后,我向向导和队员交代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自己便化装成小老板先出发。对这身打扮我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以小老板的身份出现,便于交际和接触各种人。我先到唐闸溜了一圈,一方面了解敌人的岗哨布局,熟悉地形,一方面练练扮演的角色。然后,我喊了一辆黄包车,派头十足地说:“到天生港!”
我从未到过天生港,进去以后,先熟悉街道地形。我边走边思考着问题,不知不觉走到一座桥上,一抬头,前边竟是鬼子据点。真险,差点儿闯了进去。好在桥头有个香烟摊,我便急中生智上前买了一包香烟,边抽烟边闲聊,才没有引起岗哨的怀疑。
为了继续侦察,我决定住进天生港旅馆。到了傍晚,我来到预定集合地点,向导已将六个人员带来了。我们在天生港郊外一、二里路的地方,找了个独门独院的人家隐蔽下来。天黑以后,我与小队长周伟化装成木匠,出去串街走巷,熟悉地形。周伟头戴西瓜皮帽,脚穿孝鞋,一副孝子的模样。这样装扮,即使遇到敌人盘问,也好推说家里死了人,做生活寻几个钱还债的。
看完地形,周伟回驻地待命。我又恢复了“小老板”的打扮,来到旅馆观察动静。当我正在院子里“散步”时,没想到鬼子忽然闯进来查房,大门口还放了警戒。情况来得突然,心中难免有些紧张,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个人安危事小,不能完成党的任务却是大事!如何对付敌人呢?回房间坐等查问?没有证件,肯定过不了关。我紧张地思索着对策。正在这时,旅馆边一家照相馆的老板出现在门口,我当机立断,大摇大摆地迎上去,装着一见如故似的,主动地谈起了生意经,一会儿功夫,鬼子小队长过来了。我心想:糟了,莫非鬼子发现了什么破绽?我看见靠柜台的墙边放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急中生智,走过去,一下就把车轮呼呼地摇了几下,“嚓”的一声猛刹车轮,一边欣赏车子,一边谈论车价,显得很自在。这一着很灵验,老板忙着递烟倒茶。鬼子小队长见我们亲昵的样子,也就没有盘问,跟着我们聊起来,后来竟然还送了张名片给我。
鬼子来查房,虽然叫人捏了一把汗,但也给我们送出了信号。在这之前,就有情报说“封锁”主任可能住在天生港旅馆,现在兴师动众大查房,大概就是为这个汉奸“保驾”吧。第二天,我什么地方都没去,就在旅馆里暗中侦察,对每个房间的旅客都摸了底,结果使人万分焦急,什么疑点也没有发现。我的心情很沉重,但装着没事的样子,在院子里踱着方步,脑子里却盘算着:只有老板住的厢房还没有进去看过,得想法进去看个究竟。
拿定了主意,我就直奔老板的厢房。刚走到门口,老板急忙出来挡驾,双臂一张不让进,这个举动引起我的怀疑。我赶紧摆出小老板的架势说:“我要找个好房间”,边说边往里闯。老板神色慌张,语无伦次地说:“这里不住人”,“这里已有人住了”。就在说话的当儿,我一眼看见房里坐着个光秃头大胖子,身穿提花绸缎大褂。这家伙究竟是谁?老板为何如此慌张?可见胖子是位要人。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又观察老板家的来往人员,发现老板接待的大多是些伪方军政界的人物。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胖子可能就是我要捕捉的猎物。
我又一次仔细地察看了旅馆周围的地形,就赶回队员们隐蔽的地点,同大家一块儿研究行动方案,并进行了具体分工。四月二十日夜幕降临后,我带着周伟、向导和一名队员直奔天生港旅馆。不知是临战前的激动,还是唯恐完成不了任务,我的心“砰、砰”跳得很厉害。我深深吸了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暗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哪怕流血牺牲,也一定要干掉这个为虎作伥的汉奸。
我们很快潜到天生港旅馆附近。这时,旅馆后院的竹篱笆门已关上了。大家机警地把篱笆门扭开。按照分工,向导和一名队员在门外把守,我和周伟进去动手。我们闪过两道门,摸到了老板厢房背后。听见里面正在搞堂会,唱戏的,拉二胡的,作陪的,乱哄哄地闹成一片。往里一瞧,真巧,那个“封锁”主任正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西瓜似的圆脑袋露在窗口,对面沙发还半躺着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嘿!惩治这个汉奸的时刻到了!我把枪轻轻往窗台上一搁,狠狠地扣了下板机,“啪”的一声,“封锁”主任的光秃头顿时开了花。枪声一响,里面全吓懵了。周伟大喝一声“不准动!”又向屋里扔掷了手榴弹,屋里哭爹喊娘,乱作一团。
这是短枪队第一次执行任务。撤出时,我们还散发了传单,上面写着“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署名“一支梅”。
从此,“一支梅”名声大震,天生港除奸的故事不胫而走,在群众中广为传播。通西的民兵也成立了短枪队,搞得汉奸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伪乡、保长不敢真心附敌了,有的还暗中向我们缴纳公粮。
注:据档案资料,短枪队击毙的是如皋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
震慑伪军
南通城与唐闸之间的公路和运河是日伪统治中心的一条重要交通线。敌人为了控制这条交通干线,在十里坊构筑了据点,驻扎了一个排的伪军。这些伪军自恃紧靠通城和唐闸的日寇,又有大河作屏障,不仅气焰嚣张,经常袭击我武装,残害百姓,作恶多端,而且对我们短枪队开展游击活动也是一个大障碍。
为了打开这块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必须把十里坊的伪军镇住。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用武力敲掉这个据点显然是不可能的。怎么办?我们的战士是有勇有谋的。大家分析:伪军怕死的多,真正为日寇卖命的少;伪军也受鬼子的歧视,与日寇有矛盾;伪军毕竟是中国人,不得不考虑后路。另一方面,由于伪军的本性和处境,要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分析,大家的主意来了。一个战士说:“来个杀鸡吓猴。”一句话启发了大家。于是我们寻找机会处决了当地一个恶贯满盈的汉奸头子,然后写了一封信,派一个伪乡长送到十里坊据点。信上列举了汉奸卖国、残害同胞的罪行,同时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他们“少做坏事,为自己留条后路”,“如果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硬要与新四军为敌到底,决没有好下场。”伪军看了这封信,十分惊慌。
一天夜里,我们又得到群众的报告,说十里坊的伪军排长穿了便衣,在姘妇家里玩。大家认为这是擒贼先擒头的好机会。大家立即行动,跟踪追击,闯到伪排长姘妇家里。伪排长一见我们几个人进去,吓得跪在地上,象鸡啄米似地磕头求饶。我手提驳壳枪,对他点了点,他以为没命了,瘫倒在地。我喝令他站起来,他身子象筛糠似的立都立不住,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我搬了张凳子叫他坐下,和他进行“谈判”,并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敲掉你是很容易的。”他连忙说:“我该死,长官饶命”。我重新把上封信的内容对他讲了一遍,然后伸出四个指头,问他:“你可认识这个?今天可以不杀你。但是,今后你要再对我们‘老四’有个不是,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又向他讲明,为了让他好交帐,我们可以不到他据点里活动。伪排长怕死,连连点头称是,满口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就这样,十里坊的伪军被镇住了。从此,我们穿越公路,伪军睁只眼闭只眼,全当没看见。有时我们在公路上伏击敌人,他们也只朝天开枪,假意应付应付。
六月的一天,我得到情报,说有五个经济特务要从南通城到唐闸去。这些特务都是日寇的退伍军官,专搞经济掠夺的。我随即与李海珊同志商量,决定干掉这几个鬼子。我带短枪队伏击,李海珊则派民兵配合接应。队员们一听说要打鬼子,劲头特别高。我们化好装,一共七个人夹在行人中上了公路,有的在茶摊上喝茶,有的同群众聊天。李海珊带来的民兵,有的混在群众中,有的佯装在公路旁的河沟里捞水草,如发生紧急情况,他们便可以随时投入战斗。同时,他们还担任掩护和接应我们撤退的任务。
没多久,鬼子坐着黄包车得意洋洋地过来了。他们自以为背靠通城老窝,前有十里坊伪军保驾,万无一失。我发现来了七辆车,便对同志们说:“一人对付一个,能抓活的就抓活的。我一动手,你们即可就上!”大家点头会意,装着赶路迎上去,一人盯住一辆车,突然一起动手。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自己人的眼皮下遇到新四军,还以为碰到了土匪抢钞票。一个鬼子慌忙说:“钞票大大的有。”我们的队员一听气极了:“谁要你的钞票,我们是大大的新四军!”这一回答却提醒了鬼子。狡猾的鬼子假装举手投降,暗地里却在寻找反扑机会。一个鬼子忽然一步跨出黄包车车杠,一手攥住了一队员的手枪,两人扭打起来,我见状忙去援助,送那鬼子上了西天。一回头,发现我对付的那个鬼子早已溜得远远的。我放开大步疾追上去,鬼子赶紧从胳肢窝里向我连开三枪,都没有打中。我追的速度比鬼子快,他回头一看,见势不妙,就往豆田里窜,结果被绊倒了。我朝他打了一枪,未中,他乘机装死,我追上去用脚踩住他的背,朝他头部打了一枪,这家伙呜呼了。我缴了一支日本式手枪。这时,十里坊的伪军才乒乒乓乓地打起了枪,照例向他们的主子作个交代。有个战士见状风趣地说:“伪军在替鬼子报丧哩。”
这次战斗,我们打死了四个鬼子,活捉了一个翻译。虽然这是一次小小的伏击,但对日寇的威胁很大。南通城的鬼子不得不哀叹:新四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实难对付!”
智擒汉奸
四甲坝的伪区长朱崇汉是一个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汉奸头子。这个家伙助纣为虐,帮日军在四甲坝一带搞起了竹篱笆,带领日军下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他认贼作父,推行伪化,奴役人民。这一带的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一致要求干掉这个坏家伙。余中区区
委书记倪少山同志几次向县委反映了群众的要求。
五月下旬的一天,县委负责同志找到我,要短枪队立即采取行动。我回到驻地,踱着方步,一边思索行动方案,一边习惯地哼着小曲。队员们早已摸透了我的心思,自动地聚拢过来,献计献策,最后大家商定了行动方案。
第二天,我到余中区与倪少山同志商量了一下,便化装成一个商人,风度翩翩地来到了四甲坝。镇上有个照相馆的老板,是余中区情报组的内线。我找到他说明了来意,他既高兴又为难地说:“这家伙是条赤练蛇,谁知道这几天又钻到哪个洞里去了,要搞他难哪!”我便对他说:“走!出去看看。打听打听消息!”
我们先逛了有名的茶食糕点店、酒楼、茶馆,又来到朱崇汉为讨好日军开办的妓院。鬼子一见我们进去,顿时警觉地问:“干什么来的!”我笑笑,点点头,退了出来。鬼子见我很有风度,没有多问。直到太阳斜西,还没有打听到朱崇汉的下落。只知他这几天既不住在伪区公所,也不宿警备队,到了晚上临时找个隐蔽的地方过宿,平时也很少露面,非得日伪军头目找他,他才露头。这家伙死心塌地地当汉奸,受到日军宠用,平时有一、二十个保镖保护他;他生性刁猾,自知作恶太多,百姓不会饶恕他,所以做贼心虚,行动诡秘,难以摸清其的活动规律。
正在着急时,照相馆的老板从一个情报员那里了解到了朱崇汉的行踪:明天晚上,一家老板请朱崇汉赴宴。这家伙晚上喝了酒,一般喜欢在“老同泰”酒坊过夜。
得到情报,我急着回去。这时,西街栅栏门已关,不准通行了。照相馆老板劝我住一宿,我想任务紧急,没有答应。老板只好起身送我。走到西街口,栅栏门里边有一个伪军坐在板凳上,跷着二郎腿,步枪靠在身边,吱吱嘎嘎地拉着京胡,哼哼呀呀地唱着小曲。我忙走上几步,捧他一句:“老总,拉得一手好胡琴啊!”他一听可高兴了,眼睛瞄了我一下说:“你会唱?来一段吧。”我爽快地答应了:“献丑了。”便唱了起来:“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唉……”。那伪军以为遇到知音,大为得意,拉得越发起劲。照相馆老板见情景也趁机捧场:“一唱一拉,都是好手。”接着指指我说:“老总,这是我亲戚,今晚要出去一下。”那伪军正在兴头上,说:“再唱一段走。”我又放开嗓门唱了一段,伪军便打开栅栏门,很客气地放我走了。
第二天晚上,夜色朦胧,凉封嗖嗖。九点钟光景,我带领九名队员再次来到四甲坝。只见四处一片寂静,敌人碉堡活象象个墨魔正窥视着我们,碉堡中还不时地射出道道电光。我们谨慎而又敏捷地避开电光,摸到“老同泰”酒坊后门左侧数十米处,小心地剪断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钻了进去,飞快地闪进一条小巷。
九个队员紧贴墙壁。我走到巷口,左右仔细侦察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便一个手势,让队员跟进。不一会儿,到了“老同泰”酒坊门口。按计划队员分成两个小组,我带着秦士贤和王忠两同志去叫门打酒,店堂伙计不耐烦地说:
“天太晚了,明天来吧!”
“能等明天,今天就不来了,快开门!”我加重了语气。
伙计一听,来头不小,不敢怠慢,连忙将店门打开。我们一下子闪了进去,用枪顶着他:“不许吭声,快把门关上。”伙计连忙关上门,我们冲进后院,朝几间房里一看,没有朱崇汉,这下可把我们急坏!,莫不是这家伙今晚又换了地方?要真是这样,错过良机,以后再行动可就费手脚了。
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把老板和伙计集中到一间房里,耐心地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不会牵连你们的。汉奸人人可杀,难道留着他害人民?我们是找朱崇汉,他今晚来住宿吗?”老板一个劲地发抖,不敢回答。其他几个伙计都说不知道。我们只好将他们分开,单独盘问老板,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正在着急时,忽见旁边小房门有个人影闪了一下,我警觉地赶过去一看,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一问是老板的女儿。经过耐心的工作,她才吐了一句:“区长说了,今晚要来住的,但不知来不来?”
听了这句话,我们心中有了底,决心坐等。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到半夜时分,朱崇汉还没有来。我不禁又心急起来,莫非这家伙心虚,临时改变主意到别处住了?正在这时,街上传来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大家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屏住呼吸,凝神细听,足有一二十人。响声到门前停住了。
“开门哪!”粗嗓门打破了夜间的寂静。
我对着伙计朝门一指,伙计会意连忙去开门。门一开,只见一个圆墩墩胖乎乎的家伙进了门,他就是朱崇汉。只听他对门外的人说:“好啦,你们回去吧。”一个人答到“是!”一阵乱七八糟的皮鞋声渐渐远去。只有一个姓梁的保甲指导员紧跟在朱崇汉身后。
朱崇汉做梦也没有想到屋里埋伏着新四军。他酒气熏天,打着哈欠,挺着肚皮,颠着屁股,一摇一摆地朝后院走去。我与秦士贤死死盯着朱崇汉和那个姓梁的家伙。只见朱崇汉打开房门进去了,趁房内一片漆黑时,我们敏捷地跟着闪进屋内,朱崇汉懒洋洋地把驳壳枪卸下一扔,我随手接了过来。姓梁的家伙刚把枪挂在床头上,就被秦士贤拿了过去。当朱崇汉擦着火柴正准备点灯时,我与秦士贤两人迅速将枪口对准了他们各自的胸口。朱崇汉大吃一惊,接着飞快地从腰间掏出一件闪亮的东西。我心想:坏了,这家伙身上还有手枪。连忙上前抓住他的手臂,向上举起。他手腕一转,快速地把东西扔到了窗外。
朱崇汉发现自己碰到了新四军的短枪队,知道性命难保,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发抖,牙齿格格作响,但他毕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稍一定神,两片不住颤抖的嘴唇哀求说:“新四军…..好……好汉,我是区公所办事员啊,没….没…没做什么坏事。”
这时,王忠从窗外拣回了那件东西,原来是一个新的牛皮皮夹子,里面放着朱崇汉的身份证。我说:“不用看了,久闻朱崇汉先生的大名,今日有缘相会,放老实点,跟我们走!”
朱崇汉一听要带他走,以为准是见阎王了,吓得往地上一趴,死赖着不肯起来。我们立即用绳子把他反捆了起来,嘴里塞上毛巾,脚上用绳子缭起,让他能走路却不能跨大步。姓梁的那个家伙也同样捆绑好。
月亮升高了。我们的队员夹住这两个家伙的臂膀,连拖带拽向外带。经过酒坊后院时,不知谁碰倒了一个酒坛子,碉堡上听到响声,立即发问:“哪一个?”几道手电筒光同时射了过来。大家随即蹲下,紧贴在大酒缸边上。敌人看不到什么动静,又将手电筒伸向别处搜索了。我们悄悄地从酒坊的后门撤了出来,余中区队正在那里接应我们。
第二天,四甲坝轰动了起来,群众高兴地议论开了:
“好啦,新四军把朱崇汉这个狗杂种干掉了!”
“谁敢当汉奸,朱崇汉就是他的下场!”
短枪队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的紧密配合和广大民兵群众的有力支持,始终坚持战斗在敌伪“清乡”区内,积极主动地深入敌据点锄奸,开展城镇游击战,狠狠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在斗争中,我们根据“机动灵活、独立自主”的原则,学习运用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经常运用的有:偷摸战,化装进入据点,锄奸惩恶;伏击战,打击零星或小股敌伪军;袭扰战,轰散被日伪强拉来修公路、筑篱笆的民夫或掩护民兵群众搞破击;攻心战,对敌伪军政人员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分化瓦解敌人。粗略统计,在反“清乡”斗争的前六个月中,我们共进行了40多次战斗,毙伤日伪军14人,俘敌13人,锄奸7人,缴获长短枪8支。虽说战绩不大,但由于我们是在敌人心脏里战斗,对敌伪威胁很大,搞得敌人惊恐万状,大大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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