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我从上海转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当时因为日本扬言要进上海租界，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一批学生党员干部分批转移到临近上海的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周一萍也是与我同时到达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他当时是上海学委书记，我是一个中学区的区委书记。
我们先到苏中四分区党委所在地——如东县掘港镇，接待我们的是谢克东同志，当时他名叫谢克，是地委党训部主任。他向我们介绍了黄桥战役后苏中根据地的发展情况，还带我们旁听了苏中区党委召开的干部会议，第一次听到粟裕同志的报告。到4月份，我被分配到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政干校任指导员、支部书记，6月干校结束后，调任苏中四分区青年联合会负责人，7月在丰利镇举办了一期学生夏令营。
夏令营尚未结束，就遇上了日军的“8·13”大扫荡，在如东等沿海地区占领了几个集镇，并在农村对抗日武装进行攻击，夏令营匆忙宣布解散，一部分青年学生回家，一部分愿意留下的学员加入当地游击队、武工队。我也就留在如东，和如东地方干部一起组织民兵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并参加“二五减租”、建立农民抗日协会等活动。
发动群众共同抗战
大约在9月间，谢克东被任命为如东县委书记，任命我到如中分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到1942年4月份，原如中分县县委书记姚家礽调去江南工作，县委决定我接任。1942年10月，苏中区党委在如东县南坎镇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坚持敌后斗争的指示，作好反“清乡”的准备。为便于独立活动，会议确定改如中分县委为如中县委，我仍任县委书记。到1943年3月正式开始“清乡”时，苏中四地委决定成立四分区城工部，把敌占区城镇的党员划入乙种组织，由城工部领导，并调谢克东任地委城工部部长。
1943年5月又调我担任苏中四地委城工部南通县城工特派员。当时，南通市区的党组织仍由谢克东直接领导，市区外的城镇包括通海地区的乙种组织由我负责。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和大、中学生，从事工商业的城市居民。我工作的范围主要在南通县和通海地区的小城镇，如金沙镇、刘桥镇、石港镇、二甲镇、北新桥镇等地的乙种组织党员，要求他们不暴露党员的面目，广交朋友，多了解城镇情况和群众反应。
党的乙种组织和公开活动的党组织的关系是，既从组织上分开，又保持一定的联系。我作为南通县的特派员，也不定期地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在反清乡中城镇的一些重要情况，如敌伪人员活动和群众反映的重要问题。当时南通县的县委书记是周一峰，县长是梁灵光。敌人清乡时，先是大部队扫荡，大批老百姓外逃。敌人一方面要攻击我们的游击队，另一方面还要选择伪乡长、伪保长和伪甲长来为他们服务。乙种组织工作的重点是调查了解城镇社会情况，了解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谁是帮助支持新四军的，谁与日本人比较接近，谁是汉奸等等。还要有意识地接触伪乡公所的人，做伪乡保长的工作，以了解真实情况，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通过详细了解这些伪甲长、伪保长和伪乡长的情况，弄清楚哪些人是汉奸，哪些人是勉强应付日本人的，把这些情况及时向党委汇报，以利于我方的武工队、锄奸队镇压一批汉奸，使那些伪乡、保长，不敢向日本人讲真话。比如在清乡开始时，南通县的公安局长和武工队队长被敌人杀害，乙种组织就调查清楚是谁向日本人通风报信的，并由武工队化装进镇，杀掉一批汉奸，在城镇中张贴布告，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挫败日伪“军事清乡”
在反清乡斗争中，我们采取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成功经验，即以乙种组织的情报工作和武工队、锄奸队相配合，打击敌人，坚持斗争，取得较好的效果。可以说，乙种组织是在特殊时期——敌伪和日寇清乡时期，为保护党的实力、打击敌人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能够适应当时残酷、恶劣环境的特殊的斗争方式，在当时对保护党组织，打击敌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乙种组织也就取消了。
在清乡时，敌伪沿着从如皋到南通的串场河一线，运去大量的毛竹，在河岸一边筑起几百里竹篱笆网，形成一条“清乡篱笆网”，每段相隔大约十里左右，建一个驻军雕堡，设一个据点，多次进行梳篦式的清乡、扫荡。1943年9、10月间，日伪军在南通残杀500多人，用极残酷的手段，如活埋、剥皮、点肉灯等等。我们在反清乡中，先是在竹篱笆网上打开了一批洞，使武工队晚上能够穿洞过河。到1943年9月，全线同时围攻敌伪军串场河据点，并把竹篱笆全都拆掉，参加拆篱笆的群众达8万多人。这就宣告了日寇伪军第一次清乡大失败。
此后不久，在9月29日，在南通的一个打入伪军纵队的汤景延部队宣布反正，杀了一批汉奸，在6个据点同时宣布起义，投奔新四军。实际上，这是我保安部门的预先安排。汤景延在新四军打黄桥战役时，就要求参加我军。当时，陈毅、粟裕就布置他仍留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后来汤景延又同新四军代表商量，同意他打入伪军，待时反正起义，并派进去一些党员干部到汤景延部队工作。汉奸李士群过去就认识汤景延，他想利用汤景延参加清乡活动，但又不放心，也派人监视汤的活动。由于汤景延处境比较危险，区党委就派苏中四地委保安部部长陈伟达安排汤景延起义问题。陈伟达到南通后，向我了解南通部分城镇清乡的情况。9月29日夜，汤景延部队全部从沿河几个据点中撤出，宣布起义。正好竹篱笆刚刚拆掉，就顺利过了串场河，宣告日本军第一次清乡的失败。
1943年底至1944年初，日军又重新准备再清乡活动。正在这时，粟裕司令指挥一师部队在淮安县车桥镇打了一场大战役，共歼灭日军460多人、伪军480多人，创造了苏中、苏北抗日战争中歼灭敌人最多的纪录，取得了重大胜利。此后，日军的士气越来越低，清乡活动也就逐渐削弱了。
1944年9月，我回到地委，任苏中四地委城工部组织科长，到1945年上半年，区党委社会部派陈安羽带一支武工队到南通城郊，研究如何进攻南通城的问题。这支武工队中还有两个日本人、一个朝鲜人、一个台湾人，都是被俘后成为反战同盟成员。地委城工部派我也参加这项工作，利用当地乙种组织的关系，研究能否内应外合，拿下南通城。同时也发挥反战同盟的作用，让这些日本人利用电话线向城里的日本人喊话，通过关系写信邮寄进城等等，做对日本军人的宣传工作。那时，日本军人已经情绪低落，也躲在城里不敢出来进攻。我们同城里的乙种组织负责人林克同志在城外约会，商讨如何里应外合问题。此后，因为国民党部队抢先占领南通，我们也就收兵回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谢克东调任如皋县县委书记，我到苏中一地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
1947年，党中央提出要重新开展江南敌后游击战争，恢复江南革命根据地。经过华东局批准，同意我到浙东工作。1947年5月中旬我就到达浙江，经过河姆渡口，进入浙东四明山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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